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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告别土豪:要为富且仁 为富好礼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3-12-11  浏览次数:0
  这是一个他提自己是诗人会遭到哄笑的时代。这是一个因为他是企业家人们就认为他不会是个好诗人的时代。他戏谑般地承认自己是个土豪。但他已经开始拥抱世界文明。他是中国企业家中的另类个案吗?不,他其实代表了中国财富的下一个趋势:寻找精神内核,并成为文化传承与创造的有生力量
  摄影师向坐在沙发上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提出请求,把腿翘起来拍照。黄怒波犹豫了一阵,不太情愿,他尝试着摆出几个更为平实的姿势,效果欠佳,这才按摄影师的要求翘起腿。当摄影师要求他抱着胳膊时,他也表示不习惯。
  放在几年前,黄怒波绝不会如此。在一些照片和视频中,他把腿架在桌子上,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现在他对此解读为:“内心当中,还是傲狂。”如今接受采访拍照,他更喜欢规规矩矩地坐着。
  发生在这位57岁的企业家身上的这种变化,颇耐人寻味。几年前曾与黄怒波一同登山的()说,登山后的黄怒波气质发生了改变,更关心别人。如今的改变,则始于刚刚开启的“21世纪人类脸谱行动”。这个行动的时间将长达10年,黄怒波要考察全世界的世界文化遗产。第一站是德国,接下来是法国。
  “咱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都随便一架腿,在国际场合上太显眼了,当然不是好的习惯。西方人都很谦虚、谦和。走完德国后,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变得沉静、谦和。我觉得行走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从德国回来一个多月,黄怒波在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达了他的自我更新。
  尽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黄怒波却毫不避讳地称自己是“土豪”,但他并不甘于做土豪。无论个人姿态,抑或个人兴趣,乃至参与公益事务,他都表现得特立独行,与诗歌、艺术、学术和文化连接得十分紧密。他在让自己变得“为富且仁,为富好礼”,这也是他给“儒商”下的定义。
  他在向土豪告别。
  学会内敛与谦和
  5月17日,黄怒波第三次登顶珠峰。在山上,他开始考虑接下来做什么。他准备向坚持了多年的登山告别,但他也知道,自己无法再回到北京老老实实地待着,不愿意回北京当土豪,他仍要寻找自己的自由。一个提出许久的计划,此时再次变得清晰而坚决:他想走进世界各国,考察各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仅仅三个月之后,这个愿景变为现实。在德国,黄怒波与一位著名的出版社社长谈起自己的计划和筹备,让这位德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是德国人来做这件事,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去准备。“我说,这就是中国人,很简单。再有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了,我们这样的人都变成土豪,有钱了。”黄怒波带着戏谑回答。
  8月29日,黄怒波带着重达64斤的行李,和他的助理成员从北京启程,飞往法兰克福,再转机到汉堡。在空客A380的头等舱,黄怒波感慨:这是人类第一次以个人身份考察访问全世界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是由一个中国人、一个诗人、一个商人、一个登山的人来完成。
  “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看,更多地希望把我的岁月花在行走上,花在观察上,而不是简单地生活,简单地活着,简单地花钱。我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听到许多、体验到许多,对世界的看法就会改变。作为一个中国人,最终要走出那种广场情结,或者说暴力情结或是暴民情结、痞子情结,做一个全球的人。”黄怒波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
  8月30日,黄怒波开始有目的地参观德国的34处文化遗产。每一天,他都感到兴奋,因为每一天都看到不同的遗产,有皇宫,有古堡,有教堂,有酒窖,有艺术区,有工业遗迹,有山地公园。他并不是简单地走马观花,更不是旅游。每参观考察一处遗产,他都会做足功课,他的助手们为他备足了相关的资料介绍,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快速吸收,形成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他坦言,这是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要了解的内容涉及宗教、哲学、历史、文化和艺术。
  除了考察静态的遗产,他也与德国各阶层的人对话。“21世纪人类脸谱行动”,他要看的还是“脸谱”。
  在德国的近一个月,他访问了100多人,包括政治家、文化学者、企业家、记者,也有女性性工作者、犯人、流浪者。他和这些陌生人聊天,探究不同的人的思想状况、生活状况,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在和这些人对话的时候,他都会用准备好的录像机完整地录下整个过程。“我看全世界的文化遗产,背后是看人,不是看那个村子。”黄怒波解释说。
  每天,黄怒波都起得很早,6点半起床,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健身,然后回到房间,对着一支录音笔,口述昨天的考察内容,以及他的思考,这需要一至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录音经过速记之后,整理成文章,成为“脸谱日记”。他为此新建了一个网站,专门放置这些日记。从8月29日出发,到9月23日离开,26天内,他完成了62篇日记,每篇日记的篇幅从几千字到万字不等。回到北京之后,黄怒波开始重新整理修改,最终要删减到30多万字,然后分别交由德国的一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用的是口水体,换一个写作方式。你看很多人的游记,写得很严谨,像余秋雨老师,但那样的游记,我认为现在的人读它没意思了。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走现场,看我愤怒了、不高兴了,或者开心了,都能感受得到,用我的眼睛替大家看,然后还有知识文化的对比。”
  他得知东德和西德统一之后,彼此心里的隔阂仍旧很大,甚至是心里的对抗,60%的西德人不去东德,曾经属于东德的大城市德累斯顿,10%的选民是新纳粹,排挤外国人。黄怒波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德国的现状,他更喜欢作文明的对比:“两个国家统一这么多年了,民族的分裂还这么大。你立刻回到中国的现场看,我们跟香港的关系,它回来了,但和大陆的差距隔阂是越来越大了,不是缩小了。”
  对于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黄怒波了解到,不光是希特勒,欧洲一直有排斥犹太人的传统,因为犹太人一直保持自己的犹太教,不纳入到基督教,被基督教视为异教徒;基督教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出卖的;犹太人民族素质高,会经商,有钱,也因此成为掠夺对象。黄怒波再次就文明作出对比:“人类很狭隘。看我们国家,需要重新思考跟少数民族的关系,跟他们怎么相处。回看历史,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是重大问题,超越了文明的冲突。”
  他的考察,引来德国人的兴趣。《法兰克福汇报》、德国之声、《斯图加特报》等媒体跟着黄怒波采访,有的会跟一整天,然后用整版报道。德国人看到了一个迥异于先前所见的中国人,他们说,黄怒波跟其他的中国的企业家不一样。黄怒波知道德国人所指的企业家:土豪。他出国,时常看到出去的土豪,表现得财大气粗,一派暴发户的做法,让他恶心。
  黄怒波说,在德国,他学到这个民族的内敛、不张扬。以企业家做慈善为例,德国的一些古堡、教堂,都是企业家家族在捐赠维修,但他们并不会大肆宣扬,与他们交流时,黄怒波看到的是绅士做派、谦和。
  “国内的企业家做慈善,觉得很光荣,很了不起,背后有一种炫耀—你看我是好人,不是土豪,不是暴发户。都是这个心态。这是不成熟的慈善心态。西方的企业家做慈善,没有那种心态,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慈善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部分,进入血液里面了。我们要学这个,把慈善做成企业经营本身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个额外的善事,要学会跟社会分享,学会承担责任。”黄怒波反思,“在国际上走,对我来说,文化的熏陶特别多,这挺触动我,真的挺触动。”
  做有情怀的诗人
  在德国莱茵河谷,黄怒波的面前,是清澈的河水、翠绿的树林、古色的城堡、彩色的小城,如此世界文化遗产让他心醉。他拿出随身携带的诗集,忘我地大声朗读起来。此后,在乌茨堡宫廷花园、施佩耶尔大教堂、慕斯考公园等地,兴之所至,他都会朗读自己的诗集。
  德国之行,最令他兴奋的是,他的诗集《螳螂说》由德国知名的出版社Olms出版,并且举办了一个发行仪式。《螳螂说》译自他的中文诗集《小兔子》,译者是德国作家、歌德学院前院长阿克曼。诗集印了1500册,黄怒波出了一小笔费用,占出版费用的三分之一。另外的费用则由出版社自己承担,因为他们认为这本诗集有市场。一些艺术家还希望将诗集改编成戏剧,在德国巡演。这让作为诗人的黄怒波有些喜出望外。10月中旬,著名的法兰克福书展开幕,黄怒波的诗集以第二顺位获得主办方推荐。
  黄怒波是诗人,写新诗,笔名骆英。许多年前,在演讲时,他介绍自己是诗人,下面哄堂大笑。企业家兼诗人,多半会遭到嘲讽。在众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老板的附庸风雅。他并不去解释什么,仍然坚持写他的诗。
  他并非天天写诗,得有主题。他的创作高峰,是在登山时期。之前的几十年,他只有《骆英诗选》《都市流浪集》几本诗集。2005年登山之后,他接连出版了《小兔子》《第九夜》《7+2登山日记》《知青日记及后记》《绿度母》等多本诗集。这是他创作的高峰期。黄怒波解释,登山中每天都能看到崭新的风景,思维极为活跃、情绪化,回到了作为人的本真状态,就有了写诗的欲望和激情。他调侃,“回到北京,就很理智。天天当土豪,鸡飞狗跳的,没诗歌了。”
  最近几年的诗歌创作,黄怒波更强调主题,没有主题不会写。他不像一些以诗歌为唯一身份的人,大清早起来搜肠刮肚地写诗。今年出版的《绿度母》,就是一部主题鲜明的诗集:在现代性困境中,个人都微不足道,人被消灭了,被巨大的东西压抑、解构。
  写完这部诗作,他暂时停笔,等待两三年之后再写一首长诗,主题是现代性的归宿。他透露,这首长诗将写一个人类的化身,不断寻找最美的东西,找到后,最美的东西就会毁灭,意思是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不过,黄怒波仍在酝酿中,现在写不了,需要等到情绪的最后爆发,用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写完。
  因为诗人的身份和情感,2006年年初,黄怒波向诗歌界捐赠3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捐赠北京大学中文系新诗研究所,1000万元捐赠中国诗歌学会,其余1000万元用于开展诗歌的交流及评奖等活动。这3000万元的使用期限是10年。这曾成为诗歌和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诗人都给予了极大关注,有的认可,有的期待,当然,有的并不认同。这并不是黄怒波第一次为诗歌捐赠,2004年,他捐赠100万元支持北京大学建立了诗歌中心;2005年,他捐出13万元,给著名老诗人林庚庆祝95岁诞辰。
  1980年代被称作诗歌的年代,新诗被广泛阅读,一度承担了启蒙的责任。不过,1992年市场经济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后,诗歌迅速陨落,完全退出了人们的视野。黄怒波希望推动诗歌回归。
  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得到资助后,创办了《新诗评论》,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新诗总系》的编纂与出版。2010年,在黄怒波的资助下,北京大学成立中国诗歌研究院,整合古诗、新诗和外国诗歌的研究。得此支撑,北京大学成为诗歌研究的重镇。“现在全国几百所大学都有诗歌中心,原来只有几十所大学有。我毫不谦虚地讲,这些都是我们基金在全国推动的结果。”黄怒波说。
  黄怒波自己参与最多的是诗歌交流。由其资助和组织,中国诗人以民间的方式与美国、德国、法国、土耳其、日本等国的诗人群体展开对话交流。2012年,他组织了“中国诗歌朗诵季”,在北京、安徽桐城、云南普洱等多地举行,声势浩大。
  2007年,“中坤国际诗歌奖”开始评奖,两年一届,评选中外诗人。这个民间的奖项被视为诗歌界的“终身成就奖”。中国诗人中,北岛、牛汉、痖弦等著名诗人先后获奖。给北岛颁奖后,黄怒波和中坤不断受到有关部门的“关照”。2011年,老诗人牛汉获奖,今年去世。国外的获奖诗人,则有日本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等。
   “每个获奖诗人才给10万元,已经是很高的奖金,很可怜,是吧?大老板们都买私人飞机,两三亿元一架,飞一次几百万元。我这3000万花得多值啊,做了一个国家的诗歌推广,让世界认识中国。3000万到现在都没花完,已有全世界的影响力。这就是土豪和有情怀的诗人的不一样。”说完,黄怒波哈哈大笑。
  这一次的慈善,至今让黄怒波相当得意。即便从全世界看,为一国诗歌的发展捐赠如此大额,也属少见。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日本,诗人听到黄怒波的捐赠后,均表示了吃惊,因为诗歌在全世界都处于低潮期。在黄怒波看来,3000万元所做的事情,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复兴。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黄怒波的捐赠,他也时常遭遇质疑。但他并不避讳,坦然面对:“全中国的诗人知道我,是因为我的资助。一提我,都说那家伙牛;也有人说,他有什么,就是有钱,诗这么烂,靠他的钱才有名。那也行,我就是有钱,怎么办?”
  当被问及自己的诗作水平,他并不直接回应,“不能和谁的诗歌比,诗歌只能讲文本,你的文本是不是你自己的。”在黄怒波看来,大多数诗人没有文化,创作没有理论体系支持,不过是在模仿西方。“我的文本是我自己的,我有理论体系,现代性批判。所以为什么到国外,我的诗歌让他们吃惊,他们没想到中国人能有这样的语言。”黄怒波认为,“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有我这样的身份,是商人,知道资本的残酷性,在现代社会的最前沿。这个身份别人都没有,而大部分诗人又没有文化,被边缘化,其作品当然没人看了。”但他坦言,自己喜欢诗人于坚的诗作。
  著名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遗憾地认为,作为诗人的骆英被作为企业家的黄怒波所误。因为黄怒波以企业家身份为人所熟知,大家在看黄怒波时,就会从心里抵触诗人骆英。
  因为对中国诗歌学会的1000万元捐赠,2012年,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会改选,黄怒波成为12位副会长中的一位。起初,在得到提名后,他并不想担任。但随后,诗人们为了争夺会长、副会长等领导职务,互相攻击。黄怒波也遭到攻击,被指为“一届商人,三流诗人”。目睹了文人相争的无聊,甚至是“文革”的攻击手法,黄怒波更坚定了不参与的态度。主管人事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打电话给担任会长的雷抒雁,询问黄怒波的诗歌水平。雷抒雁说,“诗歌学会常务理事里面,像他这样的诗人没几个。”在多位诗人和领导的动员下,黄怒波才答应担任副会长。
  “我是商人,没有大师欲望。”作为诗人,黄怒波显得很超脱,“很多诗人老想做大师,老瞄着诺贝尔文学奖,写作端着架子,以大师的作派琢磨字里行间,这样就会受约束。你想,你是学西方的,再玩玩得过西方吗?”
  从土豪到儒商
  黄怒波生于兰州,成长于银川。2岁时,父亲自杀,13岁时失去母亲。回忆幼年,他说自己生活在底层,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文革时,我是最穷的人,傻乎乎地给走资派当权派做保皇党。但是文革后期,走资派一个个回来了,最后他们的子女都是高官厚禄,一个没落下。我们这些人呢?当时被打死的被打死,后来被清算的被清算,最后成了无用的一代。”
  然而,黄怒波以自己的奋斗,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先后在中宣部、建设部工作。在读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后,他备受震撼,决定告别体制。于是,1995年下海,创办中坤集团。尽管在北京大学遭到过干部子弟的不屑眼光,但对于改变自己一生的母校,他一直有着浓郁的情结。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邓娅介绍,1998年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刚刚创业不过三年的黄怒波为母校捐赠了20万元。10年之后的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黄怒波宣布为母校捐赠价值1亿元的商业地产—北京大钟寺中坤广场。这是1949年之后北京大学接受的第一笔地产捐赠,也是北大校友最大的一笔捐赠。不过,此后的落实过程并不顺利。地产捐赠没有税收减免,仍要按照现房交易缴税,而且双方都要缴纳。为此,中坤和北大共缴纳了数千万元的税。
  2011年,黄怒波再次和北大教育基金会签订捐赠协议,为其捐赠价值9亿元的大钟寺中坤广场地产。黄怒波透露,这一捐赠至今仍在操作中,因为中坤需要缴纳多达四五亿元的税,还必须是现金。他有些愤怒地表示:“这是我们国家慈善的大问题,是对中国慈善事业极大的限制。”
  除了这几笔引人关注的大额捐赠,邓娅说,黄怒波一直不停地在为北大捐款。2011年,他为北大捐赠500万元,用于“北京大学-西藏大学对口支援基金”。在公开演讲时,黄怒波表示,未来要把自己一半的财产捐给北京大学,做北京大学捐赠最多的一人。事实上,黄怒波并不是最有钱的主儿,最近几年,在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百富榜上,他的排名都在100名之外。
  近几年,在为北京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捐赠的同时,他也深度参与了环保组织。他是野生救援(WILDAID)中国基金会主席,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理事会理事,并与牛根生等企业家发起成立四川大自然保护基金会。
  除了作为慈善家的慷慨与用心,黄怒波有着更高的自我要求。
  10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新儒家代表杜维明组织了一场论坛,主题是“儒·商对话—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精神与商业伦理”。在这场小规模的论坛上,参与者包括中国、德国的学者和企业家。作为当天最知名的企业家,黄怒波作了题为“儒商的来路与归路—从此岸到彼岸”的演讲。
  他从尼采的“上帝死了”的现代性困境出发,追溯熊彼特以新教伦理建构的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为儒商找到在21世纪的独特价值,摆脱“半人半兽”的角色。演讲的最后,他引述了尼采给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中的话:“您在‘现代性’观念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使我得到了最乐于接受的恩惠。因为,说来也巧,今年冬天,我恰恰也正盘旋于这一最主要的价值问题之上。我像鸟一样飞翔于高高的天际,盼望着能以尽可能非现代性的眼睛考察现代世界的一切。”由此,黄怒波认识到“非现代性的眼睛”是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出路,而儒学恰恰符合非现代性。
  这篇演讲涉及中西方哲学、困境与出路。论坛现场,听到作为企业家的黄怒波的纵论,二三十位嘉宾颇感意外,惊诧于他的学识与思考。其实,这是黄怒波第一次公开谈论儒商。“中国处在一个土豪的阶段。我有时候也说自己是个土豪,因为我们还未被现在的企业伦理驯化。但我认为,要走出现代企业伦理的诸多困境,仅有土豪是不够的,因为土豪本身就是这种困境的一部分。”黄怒波明确地认为,走出土豪的困境,就是儒商。
  “儒商的标准相当严格,中国能出几个就不错了。企业家真的都在往儒商方向努力,都在思考研究,都在升华。”为此,他已开始提倡儒商,并自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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