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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多城市实施车牌限外令 交通割据成人造囧途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5-02-06  来源:中金在线   浏览次数:0
 2月5日新媒体专电(记者杨毅沉 赵瑞希 张漫子)深圳交警5日向262辆违反深圳“限外令”的外地牌照车辆开出罚单。至此,全国已有多个城市重点区域或道路实施车牌“限外”,其中既有北京、上海、天津等东部大城市,也包括石家庄、哈尔滨等二线城市。虽然,“限外”往往是出于缓解交通拥堵、改善空气质量的考虑,但“限外”城市往往都是区域交通中心,这种交通“割据”状态,形成了“人造囧途”的尴尬一幕。
  区域交通“梗阻”成“人造囧途”
  去年以来,中央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正大力打通城市之间的“断头路”,努力推进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像深圳这种连接穂港澳的珠三角重镇,拥有数量众多和质量上乘的存量道路资源,无疑承担着联结区域交通的重任。
  深圳交警部门表示,为避免对深港经济影响,粤港、粤澳两地号牌不受限行措施限制,同时也为进出深圳各口岸的外地车辆规划了指定行驶路线。不少外地车主质疑,港澳小汽车与来自其他地区的小汽车在“添堵”方面毫无差异,为何只为港澳小汽车开绿灯。同样是为深圳发展做贡献,为何其他地区的外地小汽车要享受差别化待遇,这种“人造囧途”令人尴尬。
  来自珠海的李先生因工作经常要往返珠海、深圳,他说,“一般到深圳办事的话都是早上到、晚上走,中午过来不太现实,‘限外’令发布以后,变得很不方便。”为此,他正考虑租用深圳车牌汽车,但这无形中增加了办事成本。广州司机许先生说,本来想赶在“限外”时间之前办完事回到酒店,可是因为耽误了几分钟,回程的半道上又遇上堵车,这一耽搁,就到了“限外”时间了。
  记者统计发现,目前全国有多个城市在重点区域或道路实施车牌“限外”,既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等东部大城市,甚至石家庄、哈尔滨等二线城市也位列其中。
  在此情况下,如果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地区中心城市“限外”,这无异于正在制造区域交通梗阻。
  “限外”理由相近效果不明
  此前,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出台“限外”政策的缘由,都是出于缓解交通拥堵、改善空气环境质量的考虑。其中石家庄交管部门2014年曾表示:“随着机动车数量增长和地铁建设全面开工,石家庄市区道路通行资源减少。作为分流路线的裕华路、槐安路、和平路交通流量早已大大超出了设计流量,交通高峰时段平均车速已降至每小时20公里,接近国际公认的拥堵警戒线,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和工作出行。”
  不过从“限外”的结果看,大多数城市显然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京津地区不仅市内交通仍然经常拥堵,同时区域交通的便利程度也大大降低。记者了解到,不少悬挂天津牌照的大货车,不仅去北京要办进京证,去石家庄也要办证,跑个业务,司机办证的时间都快赶上路上的时间了。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王丽梅此前对记者表示,从京津冀的情况看,很多路网都是从北京放射出来,北京城区外的路网还算通畅,但是如果其他一些城市也跟风“限外”,由于其路网本身不够通畅,再加上“限外”措施,其结果可能是“京津冀互联互通没实现,反而对区域交通造成较大影响。”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中国汽车保有量就已达到1.37亿辆,全国有31个城市的汽车数量超过了100万辆。不仅是京津冀地区,全国很多城市都面临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世界资源研究所可持续交通中国项目组主任张海涛认为,在中国现阶段汽车大量增长、城市道路与环境压力剧增的大背景下,“道路交通形势严峻”不应成为越来越多城市随意“限外”的理由。
  城市“限外”不能任性
  在区域互联互通的要求下,实现更加便利的交通一体化成为大趋势,并非只剩“限外”一招。面对缓解拥堵、治理污染的需要,专家指出,要在交通“硬件”、政策“软件”方面实现政策同步,而非仅靠各地继续出台“限外”政策。
  王丽梅认为,国内城市出台“限外”政策不能“自己说了算”。制定区域性的“限外”政策,仍然需要在国家层面上有统一的政策指导和法规标准,这样才能避免“一个点断了一条线”。
  记者发现,如果按照目前这种交通“割据”的趋势发展,未来大部分区域中心都将成为外埠车辆绕行的环节,如果每个城市都任性地“限外”,这种扩散效应势必将造成存量交通资源的巨大浪费。与此同时,由于“限外”往往伴随当地牌照汽车的限购。一些地方通过一纸红头文件就随意限行、限购等问题既有上位法存疑的质疑,也存在不符合程序正义的问题。“半夜鸡叫”限行、限购,虽然调控效果立竿见影,但实用主义不能替代依法行政。因此,从源头予以规范势在必行。
  记者在深圳采访时就发现,由于深圳“限外”政策,不少经常往来深圳的外地人都有了在深圳买车的想法。
  另外,从目前的情况看,盲目“限外”的效果有限。张海涛认为,各地的汽车购置和使用规则都不一样,如果一些城市在市场化手段调控后仍“迫不得已”要依靠“限外”解决缓堵治污问题,应根据一些车辆与道路的量化标准,在政策制定时更加全面、合理地通盘考虑,同时设定一定的启动响应条件,而不是“说限就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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