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樊纲介绍，中美经济学家对话始于2009年，今年是第四次。由美国原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欧文斯最初发起。第一次中美经济学家讨论在颐和园的一艘船上进行，由此得名。中方参与者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者。“中美双方参与者是一个混合体，既有学者，有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又有现在的政策制定者。此次邀请到了几位美国重量级的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联储官员及学术机构智库的一些经济学者”。

　　樊纲：中国执行深化改革路线图面临的挑战

　　“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国改革面临各种挑战。”经济学家樊纲表示，这是中美经济学家对话讨论的首要问题，美方学者进一步指出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樊纲分析，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创新、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速率在下降，投资在GDP中的比例在提高，即投资效率在下降而消费仍处于很低状态，这些结构性问题都表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改革。中国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就要改革政府。政府自己要出政策改革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各个部门都有一些既得利益。各部门各地方的既得利益如何让位于全民利益，让位于市场利益，这是改革面临的基本性重大挑战。

　　其次，改革还需要协调。改革往往涉及多方面、多个部门、多种利益群体，这次设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领导小组现在已经进行了分工，一些中央部门分头来分管各个领域的改革。但是如何协调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当真正实施的时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改革一方面是利益的调整，另一方面是各种权力的调整。如何在上上下下多方面的关系当中使改革能够推进，这也是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所正在面临的问题。

　　三是，目前推进的改革和当前的经济政府也许会有一些冲突。“大家知道反腐对消费有影响，但我觉得对消费的影响可能是‘小头’。以前包括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两种力量鼓励地方政府官员搞项目和发展经济，反腐要消除私人利益，有些地方官员就无所谓干不干了。我想这是目前投资下滑和经济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樊纲说。

　　四是金融改革。樊纲表示，中美专家认为金融改革还有很多难点。如发展民营银行的初衷是建立和发展地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但几乎所有金融机构一旦成立银行，就是要做大做强，到各处去发债。如何使民营银行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这是重大挑战。同时，利率改革最初可能加大融资成本，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而汇率改革可能引起一些震荡。

　　五是财税改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樊纲透露，在对话会上学者提出了五个方面关系的调整，包括中央和地方收入的结构的调整、支出结构的调整、事权和税制的关系、中央地方的转移支付等一系列的问题。

　　六是城市化。樊纲指出，城市化不仅作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根本性道路。在这当中涉及重大利益调整，农民进城面临着一系列公共服务提供的问题，也面临着和城里人的各种关系问题。现在当然不是说马上要给农民户籍，但是户籍制度怎么改革，怎么在历史过程当中逐步消亡，怎么使农民工和农民真正能够在城里安居乐业，有长期发展，这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问题。

　　迈克尔·斯彭斯：美国持续复苏面临的挑战

　　因“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而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克尔·斯彭斯，曾是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致力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研究。

　　“美国经济正在改进，目前经济增速为2.5%。大家觉得还有潜力可挖，但美国经济弹性较强，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较有可持续性。” 迈克尔·斯彭斯首先对美国经济做出判断。

　　他接着说，美国经济也面临很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工资的增长，分配收入差距在扩大，相对而言财富的集中度比较高。“如果我们对于财富和收入分配不采取一定措施的话，我们能不能用国内足够的消费需求推动经济的发展，大家对此非常关注”。

　　近期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曾表示，将在2015年春季结束量化宽松政策，令全球股市大幅波动。对于美联储，迈克尔·斯彭斯表示，美联储并不是预期设立一个低利率政策，采取这样的措施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和波动。

　　迈克尔·斯彭斯进一步表示，税收改革和增加公共部门的投资，都是能够比较合理地恢复财政平衡的措施。从政治分歧看，面临很多挑战。“最好的政策可能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公共投资改革同步，但没有到位，所以政府只能选择其次的一些方案”。尽管美联储投入了大量信贷，但美国经济至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迹象，这些资金进入了经济体，但没有在系统中快速循环。因此美联储要做好准备将流动性从市场上抽出，否则货币的周转速度就会提高。此外，对于债务上限也希望采取行动，政府自动减少赤字会导致GDP减少一个点，所以政府一切预算都要自动按比例进行缩减。“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