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钱就能办公司，3月起，全国正式停止企业年检；如何才能切中经商难要害，激活企业和全民创业热情，还需改革哪些环节？

 

　　创业难，难在钱。四川绵阳的小伙子唐银龙和几个小伙伴选择用小型飞行器帮客户制作拍摄航拍作品。他们虽然创业激情很高，但航拍需要投资购买飞行器和摄像设备，他们为此东拼西凑，借了20万元的启动资金，好不容易接了项目，却经常会进行操作失控，无线电干扰，或者突然一阵风造成严重的损失。最严重的一次他们的小飞机掉在了河里，电子设备全部损坏，损失可能有7万多元。

 

　　和唐银龙他们的公司一样，现在很多大学生和年轻人在创业之初，都会受制于启动资金的压力，要么向亲朋好友借钱，要么成立工作室挂靠在别人的公司下面。不过，昨天，国务院批准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中提出，在降低开设公司门槛和简化办照程序方面做出多项改革尝试，其中，降低公司注册登记门槛是最受关注的一项改革措施。

 

　　周石平（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局长）：现在很多社会声音（说）是不是可以一元钱办一个公司，或者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登记也是能成立的，这样来说我觉得比较形象。

 

　　此外，昨天国家工商总局还发出通知，自2014年3月1日起正式停止企业年度检验工作，企业今后不再需要每年一次到工商部门递交纸制年检材料，只需每年在约定的日期内，通过互联网上报需要公示的年度报告内容就可以了。

 

　　张鸿：“一元钱办公司”并不意味着大家有一元钱就都可以去办公司

 

　　上面你要是想强大还是可以强大的，现在就是说最底下的，我们取消了下限，然后原来是实缴，你注册多少缴多少，现在是任缴，你完全可以也不缴，不缴的话就是我们说一元办公司。当然你办公司的话，一元可以有一个办公司的资格，但是不意味着一元大家就可以都去办公司。我记得去年刚出来这个政策的时候，高层刚出来这个意向的时候，当时正是大妈们买黄金最火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你别看现在是大妈们买黄金，以后是大妈随便开个公司，就是公司买黄金。

 

　　据说上海自贸区很多大妈就在那开公司，因为有的是原来本来就想开公司，但因为有个小门槛，这个门槛其实坦率的说不是特别高，而且你还可以通过中介什么的把这个门槛跨过去，但是有一些是有别的很奇怪的想法。比如说有的大妈是想了一个特绝的公司名字，比如说叫什么能力公司，一注册以后叫能力有限公司，就是她觉得特别好的名字，她想把这个名字存下来，先注册一个。其实很多地方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开始试点，基本上注册的公司都是多少倍的往上翻。

 

　　马光远：通过制度变革把“公司”这个称号从神坛上请下来

 

　　大家觉得这个政策来之不易，那么便捷就可以注册，大家就担心这个政策会变，所以我看到我认识的一些公司，就直接去上海自贸区注册了十几个公司。我先不问那些公司是干什么，以后能不能用，我担心的是我现在不注，以后万一这个政策变了以后，我注册这些公司我是可以转让的，还是有价值的。

 

　　其实对一个公司来讲，注册资本本身仅仅证明你刚开始办公司的时候，你的那些钱并不能代表你一个公司的实力。我们看到有些公司注册资本只有一千万，它的资产可能都上百亿了。对有些公司来讲，你没有一分钱没有任何关系，比如说假设那个人是比尔盖茨，他说我一元钱办了一个公司，你说他有没有信誉？你说他在那个银行里面能不能拿到钱？他肯定能拿到钱，因为他本身就是信誉。

 

　　我们现在看到，公司有两种，一种叫人和公司，就是看你人，叫认人不认钱；一种公司叫什么呢？看钱，我跟你不认识。你比如说股份公司，我现在买一个股票，我认识它的董事长吗？不认识，董事长认识我吗？也不认识，但是我为什么投这个公司的股票，做它的股东，因为我看到它实力比较雄厚，实力雄厚的关键是什么？它有钱，所以这是一个认钱不认人的公司。

 

　　我们现在事实上这个东西的变化，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完全是对我们过去对公司观念的一个颠覆。我们的《公司法》实施上就是大陆法系的，我们的法定资本制，你必须有多少钱，必须怎么样。因为在大陆法系来讲的话，它的风险意识远远高于效率意识，就是说你一个人办公司的话，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就担心上当受骗。让很多想做公司的人来做公司本身，就事实上是通过这么一个制度的变革，把公司从神坛上请下来。

 

　　张鸿：政府不会再在里面拼命的管而是通过一系列市场化的手段

 

　　我要和是老马做生意的话，我就会怀疑他能不能还得起。我认人不认钱，他注册的再多我也开始有点怀疑，所以工商总局已经说了，说我们将要采取的是一个宽进严管，这个管不是政府再在里面拼命的管你，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市场化的手段，比如说注册的透明等等，你的经营在网站上都可以查到，通过市场来优胜劣汰。我们现在去工商局的网站上其实是可以查到一些资料，是已经大概可以判断一个公司的大致情况。

 

　　其实它和我们过去对一个公司的判断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我们现在整个政府的这条路也是在尽量减少对这个市场的干预。过去我们是有太多的父爱情节，就是政府觉得你们做生意，你看马光远这个样子好像他不行，他和你做生意我得先让他交点钱在我这里。然后我来负责担保，生意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市场上他们愿意自担风险，我们只要保证他们都守法，违法会受到惩罚，他们自担风险就可以。

 

　　当然它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它还不够那么开，而且其实比创业门槛更重要的是，你创业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就像股民，比如说我们允许你不用这个资金就可以进到股市里来炒股，但是最终你能不能挣钱。如果大家都割肉出去了，那也就没有一个激励的机制让你继续来炒股。而且刚才网友说他特别想正规的去做公司，就是这个看似不大的门槛，可能让他不得不不正规的先做着，这个我觉得是很多老板梦，他一开始不正规，我觉得这是对创业情怀的打压。

 

　　检又是一个父爱的，就是自上而下，就是我得来检查一下你；年报其实就是你自己风险你自担，然后你和我做生意你也自担，然后我告诉你就可以，它就有点类似登记制度，我告诉你，告知就可以了。

 

　　关于注册地址，其实就北京本身就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比如说商品房是不是可以注册？租的房子、租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注册？一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注册好几个公司？甚至就是我是不是拿一个什么租借证明，居住证明就可以？租房的协议是不是可以？然后它涉及到的其实有很多种，一个就是涉及到到底一个公司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开设一个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商品房里面又涉及到你和邻里之间。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公司，包括影视公司、编剧公司，现在编剧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所以现在我们就放宽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活口是各个地方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我是宽了，但地方的老百姓自己来决定。

 

　　马光远：现在所谓的年检制度和验资制度事实证明都是失败的

事实上我为什么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跟过去的公司法的观念撕裂，彻底告别。我们现在设置的很多的所谓的年检制度，验资制度等等，事实证明都是失败的，而且我们甚至现在也看到很多皮包公司真的发展的不错，而且有很多比如说一些影视公司，它以前也没有办公地，从一个地下室里面就露出来，发展很好，美国很多大公司都是从车库开始的。

 

　　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制度给大家松绑，松绑完以后，观念转变以后，让想创业的人去创业，我们现在有个数据，就是《公司法》本身在世界上被看成一个什么东西？看成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象征之一，就是说你能不能吸引世界上优秀的人到你这个地方来创业，证明你的《公司法》先进不先进。在全球来讲，发达国家1000个人拥有的公司数是50多个到60多个；新兴市场差不多是30多个；中国1000个人拥有的企业数只有十几个。

 

　　关于年检，这个事实上我的感觉是一种尊重，也就是说我把你看成一个正常的人，你报了以后，你背后的信用责任是很重的。如果年报完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应该是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情况要严厉。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名义上很严格，事实上那个年检成了一个形式，所以我觉得年报本身意味着，我们思想深处还是发生了一场革命。所以我们经常讲重大的法点的变化的背后，它事实上是观念的变化，是观念的一个革命，我们让每一个想办企业，想创业的人把他看成正常人，有责任的人，负责任的人，那么这样一个经济生态，一个公司的生态才会是正常的。

 

　　根据你的监管，我觉得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如果说你要求注册地，要求必须有办公场所。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制造业时代，就是当你生产产品，当然需要这些东西，否则你可能拿的是假冒伪劣。但是现在整个的经济生态应该向一个服务业在进行转化，有很多的服务业本身是不需要经营场所，甚至不需要固定的经营场所。比如说一些经纪公司，一些编软件的，我就编了一个愤怒的小鸟，有个经营场所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跟公司未来的发展没有关系，证明不了公司任何价值的东西就不应该存在。所以把这个东西交给地方，我倒觉得是一个过渡，未来应该这些东西应该废除，至于说他是不是个骗子，这个实践来说了算。

 

　　几十条这是少的，几乎我们每一次都是减一百多条，一百多项审批说取消了，或者是下放了，然后几年算下来一千多条已经减完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清单。我记得多年前说农民负担的时候，有的地方就出台了，每个农民都可以拿一个小本，那个小本上叫负担清单，你知道我应该交多少钱，哪个项目应该怎么样。我们现在没有，我们自己查都很难查得到，就是你一条龙里面到底有多少收费项目，我做一个公司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两天，有一个地方的政协委员提了一个提案，说叫“人在证途”，就是一个人这一生需要办正式的证件是103个，然后有多少个需要缴费，需要缴多少钱什么的，确实是太多。那一个公司到底它需要办多少，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清晰的帐目，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那把原来都先放那边，弄一个墙，然后重新梳理一遍，告诉大家有一个清单。

 

　　马光远：在治理能力层面我们应通过制度化的举措而不是行政审批

 

　　我们三中全会里面提到说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在我们整个的未来的三中全会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成一个现代国家，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层面，我们通过制度化的这种举措，而不是行政审批。

 

　　在中国，我们有时候，因为以前做律师，有时候国外的思路说要价要不过我们，为什么？我们告诉他们，哪个地方有红绿灯，你进了那个门之后还得进哪个门，电话，联系人我们都知道，他不知道，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我认为这种优势反而反映的是我们制度的劣势。应该让每一个人很清晰的看到后面的运作怎么样，我过这个桥安全不安全，过了桥以后走哪条路可以到哪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应该看到。

 

　　张鸿：不要因为门槛降低而盲目的进入创业领域

 

　　我相信第一，本来有创业意识的这些人，有很多其实他在最底层，被这个门槛限制住了，所以把他从非正规变到正规这是一个好事，起码我们在企业统计上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其次，可能会鼓励更多的，比如说学生，包括一些中年或者中年以上的大爷大妈们，他们觉得我这一生其实一直想开个公司做点什么生意，包括在网上做个生意。当然做生意这件事情本身它的风险甚至要大于你去找个工作，所以大学生也不要仅仅因为这个门槛降低了，然后就去盲目的进入创业领域。

 

　　马光远：“一元钱办公司”总体来说是制度减负

 

　　这个制度出来以后效果很明显，30号到现在，深圳的一个统计说，这个数量可能是翻了两到三倍，就是注册公司的人。这是个非常好的事，量变会引起质变，我们很难去判断，或者去武断的认为，这些后来因为这个制度实施以后建立了公司的人，不会出现微软，不会出现苹果，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出现，所以我们总体是制度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