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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手的”月饼:中秋禁令冲击高端礼品市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3-09-12  浏览次数:33
  小小月饼背后反映了政策调整对行业的影响
  8月21日,恰逢农历7月15日,中纪委召开会议,发出“月饼禁令”,要求:“坚决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过一个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中秋和国庆佳节。”
  更加不同寻常的是,接下来中央又连发三次通知,被外界解读为强化中秋的反腐工作。
  仔细研究三次禁令内容,可以发现,此次禁令的重点在于不得使用“公款”送节礼送月饼,而私人送礼,中秋节正常的人情往来并不在此列。然而禁止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仅是一个基本要求,中央试图以此禁令遏制往年中秋节期间集中爆发的公款吃喝、旅游、高档消费、滥发津贴、补助等形式的“三公消费”。
  中央禁令出台后,陕西、山东、甘肃、浙江、湖南、江西、吉林各省纪委以及重庆市、天津市、上海市纪委都陆续召开会议,传达中纪委会议精神,要求严刹中秋公款送礼之风,严抓顶风违纪者。
  继去年年末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禁酒令”、今年上半年国务院要求“五年内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中宣部等五部门发文要求“禁止豪华办晚会”之后,中纪委如此直接而频密地发出“月饼禁令”,再次引起巨大舆论反响并和市场波动。
  高价月饼和团购“腰斩”
  中纪委如此直接而频密地发出“月饼禁令”,对百亿市值的月饼市场构成了直接冲击。有媒体援引业内人士的说法,月饼销量总体将下滑至少20%以上,因月饼订单减少,不少月饼生产企业今年早早就歇业。而酒店、零售等渠道的月饼销售也会受到影响,目前业者都急忙调整客户群,向外企或个人消费者转向。
   “月饼禁令”来势汹汹,但其实各家月饼厂商对此早有察觉。
  行业内资深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年初的月饼行业会上,大部分厂家已经达成共识,一是今年整体经济形势不好,月饼消费也会走低。二是,国家限制三公消费,白酒、高档餐饮消费都受到了严重影响,200元以上的高档月饼也会乏人问津,需要减产。
  行业内高级顾问罗宝鑑曾在今年7月份时,曾建议部分月饼厂商,首先按照往年销售量总量的60%-70%做生产计划。其次,要进行产品结构调整,200元以上的高档月饼只做样板;加大中低档月饼生产。
  “月饼和政经其实息息相关。月饼厂家定生产计划要先研究整个大形势。年初时我就说,今年豪华月饼销售会减少,国家要‘打老虎,打苍蝇’,没人敢送豪华月饼。”具有50年行业经验的罗宝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此番月饼禁令主要是结构性影响。价格为300-500元以及500元以上超高端的月饼下滑50% 。”中投顾问行业研究员简爱华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面对禁令,企业根据市场的变化也提前调整了产品结构,并未囤积高价月饼。广州酒家集团总经理助理赵利平表示,“广州酒家80%的月饼价格在200元以下,以大众消费水平为主。去年最贵的是888元的燕鲍翅月饼,今年已取消了。今年最贵的月饼每盒488元。”苏州稻香村全国销售总监姜化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今年总体销售量持平,300元以上的高档下降50%以上,100元以下的中低档增长了30%以上。”
  行内人士提供的数据显示,从目前生产的情况来看,市场上200元以上的高档月饼销售占比不超过20%,100-200的中档月饼占比50%,100元以下的月饼中档偏低的月饼占比30%左右。而往年的这个比例是1:1:1.
  月饼禁令也让诸多企事业单位的团购惨遭“腰斩”。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内人士对时代周报透露:“中秋送礼是对注重人情往来的中国人必不可少,散客购买月饼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而企业通过团购为员工提供隐形福利,巩固个人与政府或者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而现在这些渠道都受阻了。”
  业内资深人士表示,广州的月饼市场,往年的团购量超过零售量,占总销售量的一半以上。而今年月饼团购量比去年下降50%以上,为近10年来最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团购以来,至今从没有出现下跌。而今年如此大幅下跌还是首次。
  广州某大型连锁超市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今年月饼销售形势很不好,很多国企连发给员工福利月饼都十分谨慎,有的减少了团购数量,有的甚至取消了。”
  不但月饼团购遭腰斩,往年经常与月饼搭配出售的高端烟酒茶,销量也有了明显的下降。做高档烟酒团购生意的吴林告诉时代周报:“一个中秋节抵得上平时三五个月,而今年中秋节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几年前他在四川攀枝花租下了一个门面,主要针对政府机关单位大客户团购。2011年开业第一年他就实现了不错的盈利,然而2012年“禁酒令”后,销量就急剧下滑,他原本指望中  遏制节日送礼效果初现
  提早整整一个月,中纪委就严肃地直接发出了“月饼禁令”。随后,中央两周内又三发中秋国庆不得公款请客送礼禁令。月饼禁令横扫上下,根据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一时间月饼成了烫手的山芋,收礼者唯恐避之而不及。
  北京市某机关工作的李先生每年中秋至少能收到50份月饼,而今年一盒月饼都没收到。上海市经信委某干部表示到现在还没收到过月饼券,“就是有人想送,我也不会收。” 深圳海关一位中层干部也明确表示,今年不收月饼了。
  一位经理去年的这时候他已经收到哈根达斯、大班等高档月饼80多份,而今年只收到很少的几份,而公司亦发出相关的通知,指示他今年不再送月饼,“送月饼不一定有什么好处,反而会带来麻烦。”
  江苏某农行信贷经理老渠(化名)说:“往年这个时候,领导已经通知了采购月饼的具体事项,但是今年直至目前,还未做进一步的打算。”某国有企业负责公关事务的陈小姐透露,由于今年国家一再强调不能公款吃喝送礼,今年单位取消了给外单位送礼,月饼券至今也没买。
  节日送礼,究其原因就是权力。有顺口溜形象地说出了节日送礼的原因。对政府官员而言: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异地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对企业和个体户而言:“利润所在,利益攸关,逢年过节,礼不能慢。”对于行政事业单位而言:“规则成本,公家买单,资源浪费,与我何干。”
   “公务员系统内下级给上级送礼,中秋也是少不了的。一部分为求升迁,不送礼怎能高升和保留职位呢。而另一部分其实是为求自保。过节了不表示一下,领导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官场规矩,好事轮不到,坏事都挨上。下级给上级送礼,人情往来,禁令很难堵死。事业单位公务员的升迁机制决定了,下级升官靠上级提拔。官场要公开、透明的土壤才能杜绝官场公款送礼文化。” 一位前公务员向时代周报道出了官场送礼的规则。
  公款送月饼送节礼的一个重灾区就是下级单位给上级单位送礼。“像公路局、交通局、药监局、人事局这样的单位手中掌握巨大的权力。其下级单位想在经营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政策和资金的好处、便利,必须公款送礼,这已经不算是潜规则了。”前事业单位员工刘先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受月饼禁令影响,部分私营企业也取消了给政府部门送礼的计划。李先生是某上市公司集团中层,主要负责开发前期拿地。拿一块地前期报建需要找几十个部门盖章,而往年中秋前两周时,正是他集中给多个部门送礼的时候。他向时代周报记者说:“平时送小礼,润滑关系,节日送大礼,表示心意。如果有特殊目的,节日是很好的借口。但今年恐怕要缓一缓了。”
  为了不撞到枪口,一部分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月饼福利也被取消。车丽是茂名市茂南区某中学教师,照例她每年中秋节前都能收到单位发的一盒月饼。今年受禁令影响,本该有的福利却被取消了。
  不只车丽,茂名市的公务员和教师系统今年都受到影响。茂名作为全国“三打两建”的重镇之一,近几年下马的官员超过50个,而为了配合中央八项精神与整治四风,在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之后,大部分的国企、事业单位甚至取消了春节吃团圆饭的传统。除了茂名,广东惠州、汕头、揭阳等地均有公务员均表示受禁令影响,月饼福利被取消。
  “就算人家发了月饼也不会告诉记者的,大家只会说要勤俭节约说没发,怕被揭发”知情人向时代周报透露,“虽然茂名公务员系统确定不发月饼,但不排除私底下会发。之前有单位在春节吃团圆饭的时候被上报,所以现在大家发福利都不会明目张胆了。”
  短期禁令遭遇治本难题
  据了解,往年也有关于月饼的类似禁令出台,最典型的要数2006年出台的《月饼强制性国家标准》(俗称“瘦身令”),其对月饼的规格、质量、包装作出了强制性规定。但是从当年的实施情况看来效果并不明显。不少企业打着“瘦身令”的擦边球,生产厂家在月饼馅上做文章,销售商家改变月饼销售渠道,在互联网上将天价月饼改头换面又开始出售,且业绩颇丰。令行不止,有令不行成了国家有关部门头痛的难题。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认为,这次的月饼禁令能在短期内如此卓有成效,与其出台的大背景有很大关系。该禁令是对中央“八项规定”的重要补充与延续,在两周以内提及三次,说明国家下定决心“整治四风”,再加上本次违反国家规定的惩治力度加大,监控设施完善,并且有微博等作为舆论平台的支撑,禁令实施效果显而易见。
  但是范柏乃同时担心:“目前来看,短期内禁令能暂时扼杀腐败和‘三公消费’,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由于目前三公消费的预算机制不完善、监督监管制度不严谨,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和惩处条例,导致官员容易滋生‘我这方面不用,可以花到别的方面,今年花不完也要提前预支的想法’。”
  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国不断跨上新台阶。在1998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1万亿,2011年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伴随着财政收入连年增长,现行财政预算制度不足日益凸显,预算外资金不受约束等问题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而国家预算里有一个专门的科目—其他收支,此科目成为三公消费的灰色地带。由于对该项没有具体详细的明文规定,导致很多政府部门容易存在侥幸心理,将超出的部分用‘其他开支’的名义申报。而该项数据的使用情况难以查明,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据统计,三公消费呈连年上升之势,到2012年才开始有所下降。遏制三公消费的禁令在重大节日出台频繁,特别是领导换届更为明显。
  在政府信用高度缺失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条件下,仅仅依靠体制内监督和政府自我监督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公”消费问题的。范柏乃建议。“要想彻底解决三公消费的难题,必须建立一个创新突破现行的监管制度,充分发挥民间的智慧和公众的力量,构建公众参与的长效化治理机制,着力提升‘三公’消费治理的精细化、网络化和科学化水平,真正把”三公“消费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政府官员不敢浪费、不能浪费和无法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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