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的最终文本似乎要让三大电信运营商感到失望，尽管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设目标，但方案对于扶持资金的数额只字未提，并且扶持的目标也仅限于农村以及中西部的宽带建设。

　　“从运营商自身的收入来源来看，数千亿规模的投入建设成本是难以满足的。国家宽带战略如果没有财务上的保障，最后会不会被打了折扣，或者说变成只是统计上的概念而已？” 中国移动研究院研究员陈志刚这样问道。

　　事实上，资金仅仅是难题之一，对于宽带中国实施上的诸多问题，方案中仅有简略的陈述，更具体的下层设计方案仍待完善，特别是十多年来在宽带市场饱受争议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仍未有妥善的解决方案。

　　没有财政投资

　　此次定案的“宽带中国”战略目标与去年便已经开始讨论的草案并无太大出入，焦点仍是网速。

　　方案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城市光纤到楼入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50%，行政村通宽带(有线或无线接入方式，下同)比例达到95%，第三代移动通信及其长期演进技术(3G/LTE)用户普及率达到32.5%。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基本达到20兆比特/秒(Mbps)和4Mbps，部分发达城市达到100Mbps.

　　早前，据电信业内人士普遍估计，要实现这一目标，三大电信运营商每家至少需投入2500亿-2800亿元用于设施建设，如果再将广电的宽带投入算进来，所需资金近万亿。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现为宽带中国战略研究专家组组长，在草案的制定过程中，邬贺铨便已经向外界明确，方案对宽带的推动主要靠政策而不是靠财政投资。

　　最终的方案确如邬贺铨所介绍，并未有任何财政支持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提法。

　　但针对性质属于公共服务的农村以及中西部宽带建设目标，方案提出，将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形成支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宽带发展的长效机制。例如，将充分利用中央各类专项资金，引导地方相关资金投向宽带网络研发及产业化，以及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宽带网络发展。对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国家级开发区宽带建设项目贷款予以贴息支持。

　　“这跟我的想法还是有一定距离。”邬贺铨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应道，“对于农村以及中西部宽带建设，我是希望能够建立宽带普遍服务基金加以扶持，但目前只能够利用现有的专项资金来进行，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邬贺铨提出，宽带普遍服务基金是推动宽带中国战略建设最为有效的办法。据他介绍，建立宽带普遍服务基金在欧美发达国家十分普遍，主要由政府、运营商和利益相关方投入资金，用于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宽带网络建设。

　　“根据我国国情，宽带普遍服务基金给予运营商的补贴比例不应低于其建设成本的1/3。”邬贺铨说。

　　但陈志刚对普遍服务基金并不看好，“这个普遍服务基金的执行效果存在巨大的障碍，比如基金发起方之间的市场划分问题，那些区域和市场到底应该由谁负责普遍服务？另外，普遍服务基金的规模到底多大合适，这都难以明确。”

　　“一般来说，一项普遍服务基金要么来自财政支出，要么来自税收。但是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国家很难再能够对某项特殊产品或者服务增加税收或者费项。比如在电信资费上增加一部分税项作为普遍服务的资金来源，恐怕又和资费下降这项政府绩效冲突，而且很容易被转嫁到消费者头上。”陈志刚说。

　　曾有专家透露，最初专家组提出多套方案，一种是直接从中央财政划拨专项资金，给予运营商一定的补贴；另一种是建立宽带普遍服务基金，从电信运营商上缴国资委的央企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返还给运营商，用于补贴从事农村和边远地区宽带普及的成本。上述两种方案均得到多数专家支持，但财政部、国资委等部委明确反对。

　　反对的意见认为，宽带建设的最终受益者是运营商，不希望中央财政给予过多的财税和资金支持，另外，国资委方面也不希望电信运营商在上缴利润上搞特殊化。

　　而对于这些说法，邬贺铨表示并不知情，但他表示，对于宽带战略而言，一定的资金支持是必须的。

　　“站在财政部的角度，电信行业作为高利润垄断行业，从整个行业受益的角度看上去是并不缺钱，因为公开的三家运营商的利润总和超过千亿；而站在国资委的角度，三家运营商的资金各家是各家的，岂能混用？所以我们看不到关于宽带中国建设资金的来源问题的解决方案。”陈志刚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