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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被曝酿酒原料有机认证造假 以劣充好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3-03-15  来源:贸易谷  作者:贸易谷络  浏览次数:138

    贵州茅台酿酒原料,以劣充好、有机造假,滥用化学农药。

    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集“中国有机产品”和“OFDC有机认证”于一身的贵州茅台,一直以酿造高品质白酒著称,由此成为证券市场的A股股王。

    自春节前夕,有关贵州茅台酿酒核心原料“假有机”和质量问题的举报,就进入了时代周报视野。记者历时一月,跨越几千公里深入茅台种植基地和茅台集团总部进行追踪调查。

    记者辗转查证,贵州茅台对外宣称—神秘酿酒原料“糯高粱”和“小麦”是通过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下称南京国环或OFDC)有机认证、产于本地的纯天然有机原料,但事实并非如此,实为来源地造假、数量造假,品质以劣充好。

    而隐藏于贵州茫茫大山深处更令外界震惊的事实是,30万亩遍布仁怀21个乡镇的有机生态原料基地,在种植过程中常年大量使用“美邦蓝剑:高效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等高效化学农药,严重违反国家《有机产品标准手册》规定,完全背离了有机产品应遵循自然和生态学原理的种植规定。

    然而,更匪夷所思的是,这30万亩弥漫着化学农药的原料基地,却顺利通过了南京国环的有机认证,摇身变为“茅台原料有机生态种植基地”,而产出的糯高粱和小麦则成为有机产品,以此为原料酿造的茅台酒及系列酒,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绿色有机食品。

    “有机种植只能用生物方法,绝对禁用任何化学农药,这是有机产品的基本要求。”3月8日,环保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国家有机认证评审专家张纪兵向本报记者明确表示。

    针对上述事实,就在3月12日本报截稿前,贵州茅台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自力予以了正面回应。刘自力承认,每年茅台酒15万吨原料中,糯高粱大部分来自基地种植,而小麦主要来自外地。针对记者提问“化学农药种植出来的原料还能酿出有机茅台酒吗?”,刘婉转表示:“我们会加强对种植基地化学农药的控制管理,会要求质量部门往后加强监督规划。感谢你所反映的情况,茅台集团肯定会认真调查。”

    至于“30万亩茅台基地”如何顺利通过南京国环有机认证?刘拒绝作答。

    “有机原料”大量以劣充好

    对茅台酒原料的产地、数量和有机品质,贵州茅台一直讳莫如深,自2012年3月后尤甚,彼时国家认监委要求执行一瓶一码有机防伪标签。

    “茅台的原料都是本地有机糯高粱和小麦,数量充足能满足生产”,3月10日,茅台总部一位关键人士这样告诉记者,语气不容置疑。

    然而,记者通过采访茅台高管和原料供应商所获取的信息,却显现绝非如此。

    2月22日,茅台五车间总经理梁宗保在办公室向记者呈述了如下事实。

    梁介绍,茅台酒近几年的产能都在3万吨以上,王子酒只占几千吨,全年需有机原料十几万吨。梁披露,茅台的原料和出酒比例是5:1,酿1斤茅台酒需2.5斤有机糯高粱和2.5斤有机小麦。以此推算,茅台酒每年有机原料的刚需则高达15万吨以上,糯高粱和小麦各占7.5万吨。梁强调,“实际上小麦的量更大,在制曲过程中有损耗。”

    然而,贵州茅台的专职原料供应商仁怀市粮油收储总公司(下称仁怀收储),每年却只能提供6万吨左右的原料。

    2月21日,仁怀收储总经理王建华和副总赵福舜向记者介绍,因当地产能所限,2012年仅为贵州茅台提供了6.9万吨有机原料,5.1万吨糯高粱和1.8万吨小麦:“收购价3.6元/斤,向农发行贷了5亿收购资金。”

    两方数据显示原料缺口8.1万吨,有机糯高粱2.4万吨,有机小麦5.7万吨。

    众所周知,茅台酒的神奇在于,原料必须是本地有机糯高粱和小麦,酿造工艺不可更改。梁指出,如果酿酒原料掺假,对酒的品质会有重大影响。

    那么,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之前每年的缺口包括2012年的8.1万吨缺口将如何补给?能保证有机品质吗?外界关于“用火车皮从河南等地拉来高粱和小麦以次充好”的传闻,是否属实呢?

    面对记者的轮番追问,仁怀收储副总赵福舜解释:“茅台还从习水和金沙收了一些。”但销售总监马勇却向记者承认:“茅台酒的小麦原料大部分来自外地,不是有机的,还有其它供应商向茅台提供小麦。”

    如前所述,在15万吨原料刚需中,即使2012年仁怀收储提供的6.9万吨均为货真价实的本地有机原料,那么,至少也有8.1万吨是来自外地的普通高粱和小麦。如此,在产能和酿酒配比固定,而核心原料却大量掺杂外地普通原料的情况下,能酿出真正高品质的有机茅台酒吗?

    对此,茅台五车间总经理梁宗保只向记者强调:“产于仁怀之外的高粱和小麦,绝不能用来酿茅台酒,只有本地有机原料才含有90%以上支链淀粉,才能满足九次蒸煮、八次发酵和七次取酒的酿酒工艺要求。”

    一位谙熟茅台战略的人士指出:“原料紧张一直是茅台最棘手的问题。”

    如其所言,从2003年至今茅台已新增10个车间,原料需求新增3万吨。公司宣布,到“十二五”将达到茅台酒产能4万吨、系列酒6万吨规模。那么,每年至少需当地提供40万吨原料。然而,在仁怀一千多家酒企争夺原料且产量有限的背景之下,“原料缺口至少30万吨”。

    “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大量使用外地高粱和小麦”,上述人士一针见血。

    而实际上,马勇向记者披露,茅台的系列酒如王子、迎宾都是以外地和东北高粱为原料,但和茅台酒一样,它们均宣称是由本地糯高粱酿制而成,王子和汉酱明确标明“以本地优质糯高粱和小麦为原料”,迎宾酒则标明“以本地优质高粱”。

    一个事实是,贵州茅台从未对外公布究竟有多少原料为本地有机原料?多少来自外地采购?这俨然已成茅台最高商业机密。

    然而,更令消费者瞠目结舌的事实却是,就算数量有限被冠以有机之名的糯高粱和小麦,实际上也是“假有机”种植下的产物。

    化学农药弥漫下的“假有机”种植

    “贵州茅台宣称的有机生态原料,实际都是靠化学农药种出来的。”

    2月20日晚,绥阳和遵义多位知情人告诉记者,这在仁怀当地并非秘密。

    众所周知,禁用化学农药是有机种植的最基本原则,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记者驱车前往主产区鲁班镇和茅坝镇采访,这两个镇是“茅台有机种植生态示范基地”,其产量占据了仁怀总量的三分之一强。

    2月22日,记者来到鲁班镇位于赤水河畔的山水村,该村约300户,户均3亩耕地。44岁的公路组村民陈思乾,从2005年开始种糯高粱,6亩多地,每年大概收购2500斤,近七年来一直都卖给茅台酒厂。同组村民袁图良、刘贤强和瓦房组的村民都纷纷向记者证实,近十年来所种糯高粱都卖给茅台酒厂了。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该村800多亩耕地在2010年才统一转为“有机地”,但该村之前非有机种植的几万斤糯高粱,也被贵州茅台用作了有机酿酒原料。

    随着采访深入,记者发现了一个惊人事实:山水村的所有农户,在种植糯高粱的过程中,均大量使用“美邦蓝剑:高效氯氰菊酯”等化学农药。据村民介绍,自划为“有机田”后,除镇里发放的酒糟“有机肥”之外,村民花销最大的就在农药上面。

    以陈思乾家为例,他一年要花250多元购买蓝瓶的“美邦蓝剑:高效氯氰菊酯”农药。陈介绍,每年2-3月高粱出苗不到一尺就开始长青虫、蚜虫等,这时就必须打农药,要连续打3-4次,“不打高粱苗就会断颈”。如遇气候等因素害虫增多,每月还要增打一次。到高粱成熟收获的前几个月,又要打药治棉虫,至少要打1-2次。

    记者在龚兴江等多户村民家里见到这种农药,大家习以为常,毫不避讳。陈思乾大方透露:“我们用的农药,都是镇上农技站指定打高粱的。”

    在村民韩怀学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鲁班镇街上的农药销售点,门口挂着匾牌“仁怀市鲁班镇农技站农资综合门市部”,货架上摆满各色化学农药。

    店主刘汉伦正是农技站职工,他指着上述“美邦蓝剑:高效氯氰菊酯”推荐道:“高粱打青虫、棉虫包括任何虫都是用这个药,毒性很强,基本上打过了虫就没了。”刘身为农技站职工,不仅销售农药,还负责指导村民操作。刘介绍,他所卖农药是经农技局和茅台酒厂认可的,鲁班镇多数种植基地都由他供药。

    记者在随后数天的采访中发现,常年违规使用高效化学农药绝非鲁班镇一地,茅坝、五马、九仓、龙井等十几个乡镇的茅台原料基地普遍存在。

    在茅坝镇雄丰村,全村300多户种植糯高粱,使用的是一种名为“高效氯氟氰菊酯”的农药,其毒性较美邦蓝剑更甚。该村小岩口组村民潘兴乾,从偏屋拿出一瓶600毫升的“高效氯氟氰菊酯”和一瓶浅绿色未见标识的农药,说:“就是用这个治高粱地里的虫,我们村用了好几年了。”

    事实证明,使用化学农药防治虫害,已成仁怀当地普遍的种植手段。

    对此乱象,南京国环总工、环保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高级顾问周泽江在3月3日向记者严肃指出:“有机种植严禁使用高效氯氰菊酯类的化学农药,这样导致的农药残留会危害身体健康,严重违背了有机种植的标准。”

    作为国际有机农业联盟驻亚洲首席代表,周泽江强调:“有机种植只能通过生物方法杀虫灯、烟叶水等防治虫害,化学农药不能沾边。”

    备受质疑的“30万亩”有机认证

    不难理解,30万亩基地能顺利通过南京国环的“有机认证”,对贵州茅台的品牌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自此,茅台董事长袁仁国宣称:贵州茅台已形成了“有机耕地+有机原料+绿色有机酒”环环相扣的有机食品产业链。

    然而,30万亩有机基地的认证环节,却饱受各界质疑,矛头直指大名鼎鼎的南京国环(OFDC)。

    在采访中,多个乡镇的茅台原料供应签约农户均向记者表示,他们从未与南京国环接触过,谈到耕地被“有机认证”时,村民们纷纷失笑,称无人到田里进行土壤或种植标本调查,也没人禁止他们使用化学农药。袁图杰说:“镇里就要求我们种糯高粱,规定只能卖给茅台酒厂。”

    记者了解,操盘南京国环对茅台基地进行认证的,正是贵州茅台的原料供应商仁怀收储。总经理王建华向记者介绍,认证工作始于2003年,截至2013年已完成30万亩有机认证。他强调:“我们要求从育苗、移栽、管理到收获,整个过程都只能生物杀虫,用石灰水、杀虫灯,不能用化学农药,否则就取缔有机认证资格。”

    但村民们反映,乡镇除提供一点“琨恩牌”有机肥外,并无其它任何实质的种植要求。谈及生物方法杀虫,村民们直呼不可能,高粱地里易生棉虫、蚜虫、青虫和飞蛾。“石灰水和烤烟水根本无效,只能打农药杀虫。”至于杀虫灯就更成奢谈了,仁怀收储党办副主任涂再森向记者客观解释,杀虫灯只适用成片耕地,因瓦数高、功率大,一根电杆的成本至少在1万元以上。“要求99%的丘陵农田里使用杀虫灯不可能,巨大的成本费谁掏啊!”

    在日常监管方面,南京国环每年仅派员来仁怀“认证巡查”一次,而承担种植监管重任的仁怀收储,则主要依靠各地粮站仅有的几名员工巡视,监管形同虚设。

    至于收购检测环节,仁怀收储分公司一位曾经的中层这样告诉记者,收购时只看一项指标:是否有霉变?他感喟道:“哪有精力去检测其它指标啊,其它酒厂都在抢,能收到高粱就不错了。”

    那么,人们不禁追问,南京国环在短短几年时间,能完成对散布于仁怀1700多平方公里大山深处、30万亩基地的有机认证吗?

    对此,著名绿色农业专家、山西大学副校长刘滇生质疑道:“对30万亩这么大面积的有机认证,简直是天方夜谭,执行这个认证的机构肯定有问题。”

    刘滇生指出,真正的有机产品投入巨大,价格应是普通产品的8倍以上。而事实上,产于上述耕地的所谓“有机糯高粱”,2013年的收购价仅3.6元/斤,而本地普通高粱为2.8元/斤。

    但是,正因有了南京国环的认证,贵州茅台才以“中国有机产品”的身份进入国际有机产品市场。也正因此,外界指责南京国环和贵州茅台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实为通过仁怀收储支付高额费用“购买”有机认证资质。

    对此,仁怀收储总经理王建华含糊其辞:“我们为认证当前只花了100多万。”而党办副主任涂再森却向记者披露:“认证费至少已花了400万-500万”。

    虽然,目前还不能清晰呈现双方的利益关联,但毋庸置疑的是,南京国环作为权威有机认证机构未能履职尽责。

    依照OFDC《内部质量控制》在“病虫草害防治”环节的规定,只要发现使用化学农药,就应立即取缔有机认证资格。难以想象的是,面对茅台原料基地常年滥用化学农药的事实,南京国环却长期置若罔闻。到底是失察?还是利益驱使下的装聋作哑呢?南京国环方面拒绝回应,要求记者去采访环保部认监委。

    一位正直的仁怀官员向记者回忆,就在2013年6月,分管农业的副市长陈华还在有机认证大会上,狠批了种植基地存在不规范种植、使用化学农药等问题。

    “当时南京国环的负责人就坐在主席台上,实际的情况应该清楚。”

    “裙带体制”下的管理渊弊

    刀锋再锋利,也砍不掉自己的刀柄。

    难以想象的是,常年稳坐A股头把交椅的贵州茅台(600519),其命脉原料的种植、有机认证、生产和收购,竟然还处在封闭的非市场化运营体系中,这势必会对产品质量造成难以克服的障碍。

    当前正谋划上市的仁怀收储,或许正是这种障碍的制造者和导演者。

    据仁怀市经信局一位负责人介绍,仁怀收储的前世今生,均打上了计划经济的深重烙印。早在1985年,仁怀县粮食局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贵州茅台收购原料,但当时的量较小,从1995年开始,随着茅台扩大产能对原料需求的增加,粮食局剥离成立了仁怀收储,专为贵州茅台供应原料。其运营模式是,先由贵州茅台把计划下达给仁怀市政府,再由市政府下达给仁怀收储,由仁怀收储和农户签订收购合同,采取基地+农户+工厂的种植形式,到了收获季节,再由贵州茅台和仁怀收储签全年购销合同,由仁怀收储利用农发行贷款资金进行原料收购、仓储,最后再溢价卖给贵州茅台。

    也正因仁怀收储和贵州茅台的唇齿关系,贵州茅台才委以“有机认证”的重任,而组织南京国环顺利完成30万亩基地的有机认证,则成为了两大公司的共同目标。

    市场人士指出,上述看似合理的商业运作模式,实际存在两大弊端。

    其一,同为国资背景,在当地原料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仁怀收储几乎掌握了自己的命脉,贵州茅台无法对仁怀收储实行有效监管。因此,原料的质检和来源均无法做到较真、公开和透明。

    其二,长期的利益结盟,导致双方针对原料种植过程中昭然若揭的违规种植和农药残留均视而不见,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而对本地“非有机原料”的高价收购,实为与当地酒企争夺酿酒资源,涉嫌价格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而在仁怀当地,人们对两家公司之间的裙带关系耳熟能详。

    据仁怀收储内部员工透露,公司每次找茅台集团拿酒时,均以红头文件形式对接,通过茅台的高管直接审批,其飞天茅台的出厂价被压低至700元左右/瓶,而每逢节假日,还以无包装的形式直接派送茅台酒。

    而且,茅台集团多位中层向记者证实,仁怀收储400多名员工中就有近一半家属在茅台公司上班,有的还处在关键岗位。“总经理王建华的儿子,副总赵福舜的儿子和儿媳,都在茅台上班任职。”

    而且,这种管理之弊,还体现在对30万亩种植基地的有机肥垄断上。

    记者调查发现,为30万亩基地提供有机肥的公司贵州琨恩生物,实为贵州茅台子公司,董事长为陈治丽,该公司的有机肥是以茅台酒糟为主原料配以少量氮磷钾而得,从2005年开始向基地专供,并在2008年扩大产能至1.8万吨。知情人透露:“一直宣称经过了南京国环有机认证,实质只是有机评估,负责人杨明开要求从2013年不准再提有机认证。”

    更有知情者披露,因为贵州茅台复杂的裙带关系和管理体制使然,即使在茅台集团总部戒备森严的酿酒、酒库和包装车间内,也经常会有内部员工带熟人朋友潜入其中开怀畅饮。

    一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他经常被带到酒库里喝酒:“我们自己带卤菜进到老包装车间,都是喝50年的茅台,味道很醇入口很绵,就算喝半斤也不会口干上头。”

    而另一位茅台中层则向记者炫耀:“以前我管酒库,每次带朋友过去都能喝30年、50年的茅台酒,喝半斤八两都没问题,管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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