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令颁布两年来，演出市场两极分化严重。那些高度市场化的公司，因为从来靠无可靠，市场份额不降反升。

　　当年那些靠政府买单和大型企业或团体包场，演出邀约多得接都接不过来的公司，开始在愁怎样保持演出量，怎样保证员工的工资。这其中，不乏多个“中”字头演出团体及大型交响乐团。他们身后，一批小演出公司轰然倒闭，老板们琢磨怎样转行。

　　演出市场，正在洗牌。

　　政策带来行业寒冬

　　5月，已经开始感受到夏季炎热的北京，演出商史丽在八号公馆花舍咖啡厅内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向记者讲述着国内最近演出生意的不景气。

　　史丽大约40岁，以前曾经是中国大型音乐会《同一首歌》的工作人员，后来又给一位中国的歌剧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做经纪人，但是这些工作都没有能给她带来丰厚的收入。2007年，史丽自己开办了一家小型演出公司，从2009年到2012年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内，史丽用挣到的钱买了一辆价格超过百万的奔驰越野车和八号公馆对面高档小区中一幢150平米、均价4万的住宅。

　　好运似乎总是不长久。“去年初开始生意就不好了，实话告诉你，我在2011、2012年一年有大小超过十场的演出，到去年竟然一场演出没有，一直到现在。”史丽说，“我已经把公司关了，雇的三个人也遣散了，现在准备把自己的住宅租出去，每月大约能租1万5，然后自己租便宜的房子住”。

　　就在上个月，为了预测一下自己的财运，史丽找了“风水大师”，对方告诉她，生意不好除了政策，也有她住的房子太大的原因，“镇不住。”

　　史丽开办的这家小型演出公司的倒闭并不是偶然现象。中国整个演出市场都在面临寒冬。

　　他们将寒冬归咎于政策。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内容之一就是要厉行勤俭节约。

　　去年2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节俭安全办节目的通知》，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要求各级电台、电视台节俭安全办好节日广播电视节目，包括春晚在内的节日广播电视节目要削减不必要的项目，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提高节目水平、资助公益事业。

　　去年8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提出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更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

　　这个通知被业内称为“节俭令”。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指出：接待单位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健身场所活动，不得安排专场文艺演出。

　　政策的改变让中国的演出市场顿时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体质弱扛不住的小演出公司难以避免地开始出现被“冻死”的现象。节俭令虽未针对明星的出场费，但业内人士都认可的一个事实是，大多数明星的出场费尽管下跌了15%以上，仍然演出邀约急剧下降。

　　今年4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2013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称去年我国演出市场总经济规模为463.00亿元，与2012年相比下降9.0%。

　　北京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调查结果是，去年中国商业演出市场票房规模达到88.26亿元，同比下降5.7%。政府购买演出、企业赞助包场和旅行社团购这三方面资金正不断被削减。

　　“很难统计倒闭企业的数量，起码已有上万家企业倒闭或者停业。”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告诉京华时报记者，晚会等演出行业极为分散，大到一些城市举办的大型晚会，小到一些乡镇举办的微型演出，都会有不同的公司承办，此前这个行业起码有一半以上的市场是由政府包括国有企业埋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市场预计有数十万家演出公司，在中央限制“三公消费”等政策影响下，行业受冲击非常大。

　　公款催生异样繁荣

　　政府和国企的买单，支撑起了演出市场多年的异样繁荣。

　　中国歌剧舞剧院是文化部下属曾经演出生意最好的单位。连续八年收入第一，最多一年400多场演出，2012年营收1.6亿元，去年营收1.3亿元。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张亚峰在位于南三环方庄的办公室里对记者回忆着往日的幸福时光：以前全国各地什么节都邀请大型文艺团体演出，全国好几个地方举办的好几个梨花节、菜花节。菏泽有牡丹节，洛阳也有牡丹节。还有好多药材交易会也要搞大型文艺演出，所以接连不断地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前去演出。这些重叠的节日，都与旅游挂钩，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那时不少歌舞晚会多年无创新，都是找个名人，加个伴舞，找几个老歌改改，荡几个秋千搞几个装置。这样演出的邀请都接不过来。

　　让演出商史丽曾经大赚一笔的不少经验就来自于她曾经供职的央视《同一首歌》演唱会剧组。史丽说，最辉煌的时候，《同一首歌》的演出费达到800万人民币，全部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支付。所以史丽深知要想赚钱，就要抓住政府和国企这两个大金主。

　　 “我的公司靠的是关系，不做商演只做国企和大型民企的年会和活动。”史丽回忆，“以前国企真敢花钱，前两年有一年春节前，一家大国企要办年会，非要请一家部队文工团唱民歌的男明星，平时那男明星一场演出也就20万出场费，可是这回非要35万，我心想这人狮子大张口，干脆不请他了，就成心跟这家企业报价40万，觉得这么贵肯定就把企业吓回去了。没想到这家国企的女老总就喜欢这位明星，一口答应下来了，结果我还多赚5万。”

　　大型房地产企业也是文艺演出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有一家大型房企的项目开盘搞演出，企业老总最崇拜毛泽东，当时电影《建国大业》正在火热上演，他让我必须给他请到影片中毛泽东、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扮演者。我说这些人都是大牌，需要问问人家的档期啊，这家房企老板说‘没事，开盘时间等这三位的档期都合适再开始’。”史丽回忆，“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很随和，一个月后回国参加了活动，还念了诗。本想邀请扮演蒋经国的演员唱首歌，可是我联系的是他的影视公司而不是演出公司，结果‘蒋经国’只能在演出中说说话，我还得重新和他的演出公司协调，最终搞定。而蒋介石扮演者最反感和房产商有关的商业活动，不想来，房企老板以为是价钱问题，告诉我说多少钱都没问题，我心想要这么说‘蒋介石’更不来了，所以只能从友情上打动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办成，请到了‘蒋介石’。”

　　国家京剧院艺术发展中心主任宋小川说，以前每到年会，各大企业包场很多，一场京剧演出，京剧团的报价至少十万起步，每天国家京剧院业务处来约演出的电话不断，业务人员根本不出门。“演一场《红灯记》总共七八十口子，再少就该亏钱了。不过我可知道其他艺术团的报价，东方歌舞团一般三十万起步，一位中国顶尖的女民歌演员的一场音乐会是两百万。”

　　喜欢京剧的老板花钱，有时请员工看戏。另一个带来钱的途径是生日与堂会，这和一百年前京剧演员的赚钱方式几乎没什么区别，“例如大公司过生日，老板过生日，大机构过生日，上司过生日，京剧演员都要去唱堂会”。

　　“寄生”团体业绩惨淡

　　中国第一线的音乐明星，往年春节后的商业演出会接连不断，然而今年有些人开始轻松地休息，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国内演出市场的冷淡。

　　这是中国演出市场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全面下降，让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从业者都始料未及。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咨询总监毛修炳说，这么多年全国商业演出一直增长，2012年，中国商业演出市场票房规模还火箭般蹿升，去年就下降了，大部分人都无法预料到。

　　毛修炳研究发现，受影响最大的是舞蹈产业，“尤其是民族舞，民族舞以前主要靠政府资金支持”。

　　紧跟民族舞的是传统戏曲，传统戏曲的商业演出市场较小，“很多地方戏还有京剧昆曲，以前就是政府埋单，年轻的观众没有培养起来”。

　　生存要靠赞助和政府支持的交响乐市场是重灾区。

　　今年春节过后，北京交响乐团的提琴手金女士一直赋闲在家。她已经连续几个月只拿到自己的基本工资——1600元钱。往年这个时候，繁忙的商业演出已经开始，演员们每个月都可以拿到数千元的演出费，可是今年北京交响乐团的商演似乎仍然遥遥无期。

　　目前，政府对交响乐团采取差额补助的补贴方式，即国家补助乐团每年三分之一费用，商业演出就成为交响乐团贴补家用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节俭令”后，交响乐商演难见踪影。

　　北京交响乐团近几年

　　每年政府活动性质的演出有8到10场，各种商业演出达20到30场，但是进入今年以来，没有一场商业演出。团长谭利华透露，2012年还有30多场商业演出，去年降低到了个位数，“现在连给团员发工资都成问题了”。

　　成立10多年以来，中国爱乐乐团第一次在元旦期间放了假。往年一周就有三四场商业演出的中国爱乐乐团，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除了新年演出，竟然没有一场商业演出，乐团也破天荒地在本该忙碌的季节处于半休假状态。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受大环境影响，企业包场和赞助的减少，音乐会市场票房、场次、观众均出现下滑。去年的大型演唱会收入也略有下降，更显见的是演出规模的急剧下降，以前有的演出要去有6万座位的工体，现在同等级别的演出就去1万人的场子，以前能在万人剧场演出的演唱会，就改去几千人规模的场子。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张亚峰回忆，开始时各文艺单位虽然惊慌失措，但是演出还在搞，后来发现不对，一个接一个的通知和规定发下来，大家赶紧停止了，有些企业甚至走极端了，啥演出不敢沾边了。政府不买单了，企业也不请明星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今年头5个月演出场次不少，可是票便宜了，利润薄了，现在一场能赚三万就不错了，以前一场赚十几万。

　　张亚峰、毛修炳和陈少峰分别向记者阐述了他们的一个非常近似的观点——完全靠政府买单生存的文化单位这次受冲击最大，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场的单位，还能活。“有些小的演出公司，就那么几个人组成，有的甚至就是家庭公司，靠吃定一个大企业的工会、宣传部或者某个地区的文化局，每年也能赚个百儿八十万。现在新政策一来，就死了。”张亚峰说。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一半生意靠国企，一半靠市场的公司。

    留着艺术家的长发型的总经理王京曾经是一名中央级音乐团体的大提琴演奏家，十年前他辞职办起了这家公司。王京说，公司六成的生意来自国企的大活动、内部演出和年会。“国企作为主力消费带动演出市场，老百姓自费观看大型综艺晚会的很少很少，国企和大单位包场类占大头。”

    新政策出台后，他的公司在年会方面的业务萎缩了四分之三，且文艺演出市场所触及的行业，例如音乐会制作行业、制景道具行业，甚至剧组卖盒饭都会有影响。“我们以前主要做大型活动、大型晚会，给南航、民生银行、邮政系统都做过。2012年最好的时候，投资规模在上百万的年会和活动，要有10到15场，预算在五六十万档次的，有二三十场，所以现在受影响很大。”

　　京剧市场比其他市场要寒冷得多。梅兰芳大剧院以前每年演出200多场，今年五一前才有十几场，去年前年最火，好多演出都排不进去。今年头5个月演出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30%。

　　市场化单位赢份额

　　4月22日，苏格兰当代著名编剧大卫·格里格的话剧《麦克白后传》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即将上演的八部和莎士比亚相关的重头戏之一。今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从这天开始直至11月底的7个月里，国家大剧院将举行“致敬！莎士比亚”系列演出。

　　国家大剧院这座钛钢结构建筑、外表像半个蛋、里面有四个剧场的巨大建筑自2007年运营以来，每年的商演量高达600到800场，7年的商业演出共售票近500万张，总收入近20亿元，平均每年近3亿。五部委的“节俭令”引起演出行业震动，但出乎很多人想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和票房依然如往年一样平稳。

　　国家大剧院院长助理李志祥透露，去年国家大剧院的商演场次依然保持在800场以上，今年的演出排期已经完成，在票房上，国家大剧院从来都是以散票为主，而不是主打集团消费，因此也没有受到影响。

　　五棵松万事达中心三年前成为北京各种演唱会的最主要选择，“我们占据了市场的六七成份额”，万事达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韩立峰说，五部委“节俭令”的发布对万事达中心的影响是：大约十场已经签约的演出和活动取消，例如卫视晚会性质的活动、都市传媒的庆典。央视的中韩歌会则从万事达一万八千座位的大场地转移到了只有两千座位的小演播厅举办。去年万事达大小场地总共举办了150多场活动和演出，与前一年相比还略有一点上升。

　　“万事达只是出租场地，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场租也很便宜，万人座的大场一场租金也就30万，均摊到上万张票里，每张票场租成本只有几十元。可是我和演出商聊天，知道演出举办方的利润下降了，大约下降了20%。”

　　多年前就已经完全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成了民营企业抵御演出寒冬的棉衣。

　　北京宏道大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毛修炳调查发现，各项限制公款消费的政策一出台，对开心麻花这样早就市场化的文艺团体成了好事。去年开心麻花收入翻了一番，2012年收入4500万，去年一个亿多，已经进入全国话剧界两强，仅次于国家话剧院。

　　孟京辉工作室、田沁鑫戏剧工作室、中国木偶剧院和专门演出儿童剧的“丑小鸭”公司，以及很早就完全市场化的杭州宋城的旅游演出，都没受影响。

　　“开心麻花”娱乐公司宣传主管洪晔证实了毛修炳的调查结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洪晔说，因为开心麻花的演出市场化程度很高，不是靠政府资源，而纯粹是靠一张票一张票销售来维持生存的。这种商业模式，在如今的演出市场情况下，反倒是个机会，“就是活得很辛苦”。

　　与开心麻花一道赚钱的是嘻哈包袱铺和“北京小剧场戏剧联盟”，2012年到去年，嘻哈包袱铺营收增长超过10%。因为“我们的微博粉丝大多是东北的。”嘻哈包袱铺宣传主管筱雅称，今年即将开发沈阳、大连等东北市场。

　　毛修炳的调查还发现，蒸蒸日上的话剧市场，反而因此增加了10%的市场份额。拥有全国最好戏剧资源的北京人艺，去年的演出中，无论是《茶馆》、《白鹿原》，还是《小井胡同》、《窝头会馆》、《喜剧的忧伤》，票房都极其火爆。

　　各展身手忙于转型

　　持续不断的掌声和两次返场加演，证明《往事琴缘》——大提琴与电影音乐会打动了现场的观众。

　　3月22日，这场全部十首曲目完全改编自西方电影的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女大提琴家张莹莹和她策划的这场用大提琴来演奏外国电影音乐的“跨界”音乐会受到了观众的赞赏，但业内人士却透露，这场演出并没有赚到钱。

　　没有任何生意的史丽有着大把时间，也来观看了这场演出。“以前这么精彩的跨界音乐演出肯定挣钱，因为有包场，可是现在纯粹卖票，北京这个市场多年来有个风气，就是单位买单，培养出的观众都不肯自己掏钱买票。”史丽说，“在北京每次演出，你看最好的第六排中间，总是空出好多座位，那是给某些主管单位领导留的座位。不给面子的话人家都不来，给面子的话，领导就派一些保姆和司机来充数。”

　　所谓的跨界，主要指古典音乐界、流行音乐界或民族音乐界等以往很少有交集的领域开始相互涉足，用某一领域的手法去阐释另一领域的作品。如今，这个词与“创意”、“走出去”等都成为演出寒冬中的热词。

　　4月11日至12日连续两日，中央歌剧院排演的歌剧《卡门》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演出大厅上演，有着两千个座位的剧场进入了近3000名观众。“楼梯上都是站着看演出的人，这场景我以前只在改革开放初期见过，那么如饥似渴。”清华大学教工郑琳说。

　　清华大学集中了中国一批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但这还不足以造成对欧洲高雅艺术的“哄抢”，票价低廉无疑是原因之一。中央歌剧院宣传处长费斌说，站票只有40元一张，大多数票价是100到200元，最贵的是400元。这个价位只是国家大剧院同等演出票价的五分之一。

　　中央歌剧院业务处长梁寒说，节俭令后商演场次下降了五分之一，主要就是早先定好的商演一下子都取消了。现在采取的自救方法是去外地找商机，例如到青海和新疆去演出，还有就是中央歌剧院的舞美技术在国内一流，靠为其他单位的商业演出进行舞美制作也能赚取一定收入。

　　受到巨大冲击的国家京剧院采取了降票价和走出去、减小演出规模的办法。今年春节后，以往只演京剧的梅兰芳大剧院开始接地方戏和曲艺演出——河北梆子、二人转，郭德纲的相声都来了。票价也往下调整，以前最贵2000多元，现在1000多元，最低30元，能看十场戏，位置就在三楼最边上，以前这种位置也能卖到一两百元。

　　“百姓觉得30元看十场戏很适合，但是演出方收入低了”。宋小川说，“我知道各文艺团体领导都在为演员找演出，保证收入和积极性。”国家京剧院往年一年只去两个城市，现在全剧院三个团每个团分头去三个地方。以往邀请国家京剧院，起步价是十万人民币，但是现在五六万的生意京剧院也接。

　　走出去后，宋小川感受到了除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以外的人们对高水准艺术的渴望。山东滨州市建成了一座1800座的大剧场，可是很多时间是空着的，没有什么演出，去年滨州大剧场邀请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来演出，各种档次的票销售一空，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宋小川说，滨州的市长告诉他，滨州以前就很想邀请中央级文艺团体来演出，但担心这些大单位看不起这个小地方，而且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去邀请。宋小川说，演出火的时候，这些外地剧场来邀请，北京的各大文艺团体还真不愿意去，因为北京都演不完，除非价格特别有吸引力。

　　中国歌剧舞剧院正在筹备搞一种新型的歌舞剧。张亚峰介绍，这种歌舞剧不同于传统国外音乐剧，也不同于国内的舞剧，故事都是观众身边发人深省的东西。张亚峰承认，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但一直没有实施，因为质量糟糕的演出照样演出邀约不断，谁还搞创新呢？“演出火的时候，十万八万的邀请费以前我们院根本不接，现在这种小活也接，不赔就行。演员有收入了，人心就稳定，剧院就可以正常运作。”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救的方法是排练儿童剧，准备在一直坚挺、未受到政策影响的儿童剧市场上分一杯羹。

　　演出市场的这场寒冬，在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音乐系中提琴家齐悦眼里，成了让文艺演出真正回归市场的机会与春天。“以前政府和企业都喜欢宏大的东西”，中央的节俭令出台后，大型交响乐团演出受到影响，但是对小团体是好时期。

　　齐悦说，20个人以内的室内小乐团越来越受市场欢迎，因为这种小乐团具有成本低、演的曲目比较多，演出效果不比大交响乐团逊色的特点。

　　齐悦认为，市场化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剧院以前做好公关工作就行，现在必须做好市场和营销规划。“现在连剧场都在改革，像保利就在搞连锁，借鉴其他商业领域的经验，讲究观众消费体验，除了对演出本身质量的体验，还有对剧院服务，停车、交通、衣帽间，演出前后的活动和购票的便利的感受，甚至票务营销也要兼顾顾客忠诚度的培养。”

　　国家大剧院院长助理李志祥对以往的铺张浪费深有感受，“以往国内那些动辄上千万的剧目是怎么做出来的？”李志祥认为，即使把装台、合成、彩排、乐队、歌唱队的成本都算上，最多也就五六百万。国家大剧院排演话剧《简爱》全部下来用了二三百万，歌剧的平均成本很少在两百万以上。由国际大导演强·卡洛执导的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由11台投影机虚拟出来的波涛汹涌的海面全部由国外团队制作，影像制作费用只有3万欧元。“我不敢想象如果在国内制作需要花多少钱”。

　　公司倒闭后，史丽开始帮忙为朋友开办的小提琴考级培训班寻找排练场地，她觉得，如果今后政府对公款消费不松绑，曾经让自己大赚特赚的买卖很难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