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的年中总结会上，中国移动发布了降薪方案。方案显示，中国移动二级正以上官员年薪将降50%，各省公司班子成员降40%，处长一级管理人员降20%。
另据了解，中国移动的本轮降薪范围在处长以上层级，并非之前所传，各级同等比例降
薪。
中国移动本轮降薪是根据今年1月1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改革方案》精神实施。《改革方案》发布后，2月和6月，国资委依次下发了两个通知，明确将企业各项业绩指标与企业考核等级以及工资总额挂钩，企业工资总额增幅不得超过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业工资总额必须下降。
首轮薪酬改革涵括了72家央企，包括、、中国移动等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53家央企，以及金融、铁路等19家企业。
根据改革方案，改革后的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结构将从基本年薪加绩效改为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加任期激励收入，总收入不超过在职员工平均工资的7－8倍。
此外，改革方案还要求，央企负责人基本年薪按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两倍确定，绩效年薪不超过基本年薪的两倍，任期激励收入则不超过年薪总额的30%。
多位电信行业人士认为，以副处、处长一级为代表的中坚人才是支持企业发展和行业发展的中间力量，电信行业的薪酬体系已经市场化了，降薪延伸到中层，长期来看很可能造成人才流失的局面。
的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运营商的内部考核和薪酬体系的今年下半年是观察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时间窗口。作为一强独霸的美国，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没有消停。而今经过数年的调整，美国经济似乎有回暖迹象，但这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这种局面能不能持续下去，世界经济将朝哪个方向发展，是个问题。
——亚夫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曾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但随着美欧日经济逐步复苏，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整体上出现平稳回升，而新兴经济体受低油价、美国加息预期及自身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面临更加困难的经济环境。
■总体来说，世界经济形势出现四大特点：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正在从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二是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加剧，欧日QE政策前景不乐观；三是国际资本流动“频繁无序”，中国资本外流苗头已初步显现；四是深度调整中的全球经济风险集中暴露。
□逯新红
全球经济出现明显国别差异
1.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将继续领跑其他经济体
2015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受极端天气、美元走强及亚洲需求不旺等因素影响，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下降0.2%。然而，由于美国GDP增长的70%是由消费拉动，强劲的就业增长、家庭财务状况改善以及汽油价格下跌都有利于消费上升。经济数据表明，一季度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2.3%，5月份，已开工新建住宅同比增长5.1%，新建住房销售同比增长19.5%，汽车销售量同比增长0.3%，6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22.3万人，失业率保持在5.5%的七年低点。因此，随着国内需求上升，尤其是消费支出上升，将使得美国经济继续领跑其他经济体。
2.欧洲经济复苏加快，通缩有所缓解，但希腊问题成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2014年以来，欧元区在低油价、低利率和低汇率环境下实现快速复苏，2015年一季度欧元区GDP同比增长2.5%。同时QE政策效果显现，欧洲通缩现象有所缓解，欧元区通胀率已经从1月份的-0.6%回升至6月份的0.2%，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有助于促进欧洲经济增长。
然而，希腊危机将拖累欧元区下半年的复苏进程。尽管新协议的达成暂缓了“希腊退欧”危机，但是市场对希腊赖债的不满、以及紧缩政策可能导致希腊进一步萧条并出现第二次“希腊退欧”风波的担忧加大，未来希腊危机如何演化将对欧元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是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不完善。
欧元区具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如果未来希腊选择债务违约并形成事实性退欧，将影响欧元区甚至世界金融稳定，并对全球信用体系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可能拖累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并进一步加深美欧日等国家对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
3.日本经济复苏基础脆弱，中长期前景不明朗
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日本经济复苏好于预期，基本上走出因上调消费税引发的技术性衰退困境，复苏势头逐步趋强。2015年一季度GDP环比增长2.3%，为近十五年来的最高涨幅。但由于出口疲弱和内需低迷，预计日本二季度GDP增速将低于一季度。2015年4月和5月日本出口环比下降5.4%和12.4%，出口增速连续两个月大幅下滑。2014年4月日本上调消费税以来，日本家庭消费支出持续萎缩，2015年3月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滑10.6%，为2005年以来最大下滑幅度。由于家庭消费支出占日本GDP的比重约为60%，内需的持续低迷拖累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
然而，随着外部需求持续温和复苏，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和中国经济大幅放缓的可能性较小，日本经济在第三季度可能会好转。同时，内需增长也释放出了积极信号。5月份家庭消费支出实际同比增长4.8%，为上调消费税以来的首次增长；6月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为42.4，连续7个月增长。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消费正在复苏但是势头并不强，物价上涨可能是食品价格上涨导致而并非是需求强劲所致；消费者信心指数仍处于50以下，表明消费者对本国经济前景悲观多过乐观。因此，内需疲弱态势并未彻底转变，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
虽然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够提振日本经济增长，但是作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核心部分的结构性改革仍缺少更有效的具体行动。鉴于日本仍面临包括外需依赖型经济结构、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长的国债负担等长期结构性难题，日本中长期前景仍不明朗。
一是日本外需依赖型的经济结构导致贸易逆差长期趋势明显。2011年以来，日本已连续3年呈现贸易逆差，日本“贸易立国”模式经历重大考验。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日元大幅贬值和日本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模式。从2013年4月日本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至2015年6月，日元对美元汇率累计贬值30%左右，造成进口燃料价格急剧攀升，企业成本大幅上升。
2014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崩盘，日本能源进口成本下降，缓解了日本贸易逆差状况，但目前仍处于贸易逆差之中。日本这种外需依赖型经济结构若不能改善，贸易逆差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不利于推动日本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日本经济发展。
二是日本产业空心化加剧，长期供给能力下降。近年来，随着日本海外投资日益增长，以及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企业加快了向海外布局的步伐，国内投资大幅减少，国内产业发展急剧萎缩，加剧了产业空心化程度，削弱了日本国内企业的长期供给能力，表明未来日本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
三是日本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加剧，国内需求严重不足。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口增长缓慢，2005－2010年五年间日本人口仅增长0.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5个百分点。日本老龄化率(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23.1%，为世界最高，少子化率(不满15岁的人口比例)是13.2%，为世界最低。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日本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加剧，必将引起社会劳动人口的减少，进而引起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四是日本财政重建问题紧迫，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空间有限。2014年，日本财政赤字率达到7.1%，公共债务达到其GDP的245%，加重外界对日本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安倍对国际社会承诺削减财政赤字，使得2015年的财政赤字缩减到2010年规模的一半，2020年全部削减完全实现盈余。若不能如期达到减赤目标，将对日本的国际信誉和日元汇率形成冲击。但目前除增收消费税之外，尚未看到其他更有效的具体措施，日本在财政重建问题上依然举步维艰。由于债务压力过大，日本政府通过继续实施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有限。
4.新兴市场整体面临经济减速，印度经济一枝独秀
2015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继续呈分化趋势。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5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为6年来的最低点，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也为7%，这表明中国经济步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
印度经济一枝独秀，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5%，超过中国成为增长最快的“金砖国家”。 IMF预测2015年印度经济增速将超过中国，达到7.5%，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8%。在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下挫的影响下，巴西经济陷入困境。2015年一季度巴西GDP同比下降1.6%，已连续四个季度同比下降，且下降幅度不断扩大，巴西面临经济失速风险。
俄罗斯受西方制裁和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5年一季度俄罗斯GDP同比下降1.9%，为连续两个季度下降。2015年，巴西和俄罗斯两国将陷入衰退。南非经济保持低速增长，一季度GDP同比增长2.1%，较上一期加快0.8个百分点。
全球货币政策分化，欧日QE前景不乐观
随着美国经济走强，美联储加息窗口可能提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一直维持超低利率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2008年末至2014年10月近六年期间，美联储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为市场注入了近四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可以说对稳定金融市场和提振经济起到了主导作用。随着美国经济逐步走强，2014年11月美联储开出逐步退出QE，货币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2015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失业率持续下降和通胀逐步朝着2%的目标前进，以及海外经济增长好于预期，预计美联储年内加息的窗口可能提前开启，最早将于9月份加息。
然而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则继续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政策分歧加剧。2015年欧元区全面开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缓解通货紧缩压力。欧洲央行从2015年3月全面实施欧版QE，每个月购买600亿欧元债券，持续到2016年9月，总规模预计1.08万亿欧元。若希腊退出欧元区，预计欧洲央行将采取更大范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日本央行在2013年4月启动量化宽松，并在2014年10月扩大了项目规模，希望通过“超级量化宽松政策”来实现2%的通货膨胀率。2015年7月，日本央行表示将持续维持宽松政策，维持货币基础年增80万亿日元的计划不变。实际上，2015年4月日本核心CPI放缓至0.3%，5月份进一步放缓至0.1%，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可能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货币规模。
国际资本流动“频繁无序”
近期，受美联储加息预期强烈、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斗法”日益升级等因素影响，短期内资本频繁流入或流出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的无序性和波动性显著增强。以美元计价的新兴经济体的海外债务违约风险加大，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金融的溢出风险。
同时，美国货币正常化过程，正好与中国经济放缓和金融改革加快推进相叠加，这一结构性矛盾将加剧中国经济金融风险，特别是近期中国股市大幅波动，加剧了中国资本外流压力。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以及中美利差收窄等国内外因素，也成为推动资本外流的主要因素，导致热钱大规模流出中国。短期内热钱大规模的流入流出，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值得密切关注。
1.热钱大规模流出，国际投机资本或在撤离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总量持续增加。从国际收支平衡表角度来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总量持续增加。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十年间，中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2007 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资本流出入总量与同期GDP之比高达52%，创历史最高纪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有所下降，2014年在美国退出QE和美元升值背景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大幅上升，资本流出入总量与同期GDP之比达到49%。
资本账户逆差规模扩大速度惊人。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首次出现318亿美元的逆差，2013年迅速转为3461亿美元顺差的历史新高，2014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又大幅收窄为382亿美元。资本账户年度逆差的出现及外汇占款月度增量波动明显加强的情况都表明了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巨变。总体上，中国的国际收支“巨额双顺差”格局已经走向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波动的“新常态”。
热钱呈大规模、持续流出趋势。根据外汇占款、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口径计算的热钱规模显示，2014年二季度以来，热钱呈大规模流出趋势。流出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成为本次资本流出的主要特点，全部超过了国际金融危机时期。2015年1月热钱流出916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5月热钱大幅流出629亿美元，目前热钱流出趋势尚未改变。
从外汇占款角度来看中国资本流动情况。由于外汇占款是央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其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金流动的变化。央行数据显示，近期中国外汇占款大幅收缩。2014年5月，外汇占款余额达到历史高点29.5万亿元之后呈下降趋势，2015年3月外汇占款余额已下降至29.18万亿元，5月小幅回升至29.25万亿元。从新增外汇占款数据来看，近十年来新增外汇占款一般为1到3万亿元，2008年和2013年甚至超过了3万亿元，但2014年仅为7787亿元，同比大幅下降72%。外汇占款呈趋势性下降，表明国际投资者日益看空中国，国际投机资本可能正在撤出中国。
涉外收付款和结售汇逆差趋势明显。从银行跨境收付角度来看，涉外收付款和结售汇逆差趋势明显，反映出目前中国出现了国际资本净流出和市场持汇情绪较高的特点。外管局数据显示，2014年8月，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和结售汇差额同时由顺转逆，涉外收付款逆差107.8亿美元，结售汇逆差8.2亿美元，此后逆差额逐步扩大，2015年3月双双达到历史最低点，分别为238.3亿美元和660.3亿美元。4月仍持续双逆差态势，逆差额小幅收窄至206.9亿美元和173.2亿美元。但这一情况在5月分出现逆转，出现95.4亿美元和12.8亿美元的小幅双顺差格局，这是否表明国际资本流入和市场持汇意愿转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国外汇储备首次下降。2014年以来随着美联储推出QE、美元走强、非美汇率普遍下跌的情况下，多数新兴经济都出现了资本流出、外储下降的情况，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外汇储备出现首次下降。自2014年中期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由2014年6月的3.99万亿美元峰值跌至2015年3月的3.73万亿美元，短期内大幅缩减了2600亿美元，其中仅2015年一季度就减少了1100亿美元。这对长期以来持续增长的中国外汇筹备来说，短期内出现如此大幅下降为20多年来所仅见。
当然，中国外汇储备下降不排除央行为防止汇率大幅贬值、通过抛售美元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可能，这也会导致外汇储备的“消耗”。此外为配合“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对外汇储备进行战略性运用，是导致外汇储备总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比如，丝路基金首期100亿美元出资中，65亿美元来自外汇储备，对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出资也来自外汇储备。
2.资本外流影响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不宜过快推动资本项目开放
资本外流通过汇率渠道传导，影响中国金融稳定。中美货币政策分化背景下，美元强势升值、美联储加息预期明显，导致人民币汇率处于阶段性贬值趋势；而中国受经济下行影响，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等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导致中美利差收窄，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国资本外流，进一步加剧人民币贬值预期。由于“羊群效应”，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使中国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化。若央行为稳定汇率而大规模干预，可能释放出人民币汇率市场已经形成了系统性市场风险的不利信号，将造成境内汇率贬值预期增强，从而进一步推动资金的流出。若对冲不及时，有可能触发中国楼市和影子银行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从而影响到中国的金融稳定。
美国从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资本流出形成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抽血。近期出现的资本大量出逃，外汇储备流失，人民币贬值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抽血，使得实体经济运行风险进一步暴露。目前，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房地产价格高企、部分产能过剩、资金在金融部门空转、地方债务需集中偿还等诸多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处理，将会存在资产泡沫破灭、资金大幅流出的隐忧。
国际资本剧烈动荡，不利于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对外资本输出步伐加快，或将成为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之一。为此，中国加快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特别是2013年建立上海自贸区，2014年推出沪港通，都是中国加快资本市场自由化的重要尝试。当前，中国只有少数资本账户项目完全不可自由兑换。根据IMF对资本账户交易的分类，40个子项中只有5项不可兑换，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度接近90%。2015年是SDR审查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中国为在2015年内基本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目标，加快了资本账户开放步伐。
然而，鉴于当前国际资本市场剧烈动荡，国际资本流出中国回流美国，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这些因素叠加对中国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形成了巨大冲击。因此，在当前中国资本流出加剧情况下，若过快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特别是短期资本项目开放，将加剧中国金融风险。
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中风险集中暴露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仍没有结束，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将会拖累未来几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世界银行最新预测将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由1月预测的3%调低至2.8%，2016和2017年分别增长3.3%和3.2%。
影响国际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复苏的主要风险包括：一是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货币政策分歧加剧；二是欧元区的持续不稳定；三是地缘政治冲突与博弈加剧，引发政治、经济领域“新冷战”，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比如，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升级，美欧和俄罗斯激烈交锋；中东地区的新型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反人类的恐怖活动、“也门局势动荡”；东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政冷”已经造成了“经冷”，影响了区域内的经贸合作。持续收紧为员工带来巨大压力。今年上半年，其所在的部门已经有多位同事离职。中国移动恐将掀起一轮离职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