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分为两套体系。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及副职高管按照财政部的规定领取薪酬，而公开招聘的高管则按照市场化薪酬执行。詹伟坚属于后者，辞职应不是降薪问题所致。不过，有分析称，在限薪的大环境下，其他高管降薪让他感觉难以留下。

　　降薪导致人才流失，这是人们早已预见到的结果。降薪虽然大快人心，但总归是国企改革的软柿子，不是最要害的改革。在国企改革的序列中，降薪虽然博眼球，但无足轻重。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更重要的事情。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前面，还有松绑市场管制和开放市场准入的改革。

　　过去一年，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甫一开始时的激情四射中慢慢冷静下来。在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述里，是“积极”，而非“有序”。这说明混改不再求快，而务求一击即中。

　　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什么要冷静下来？因为没有市场开放和垄断破除，混合所有制肯定会跑偏，甚至异化和被绑架。

　　在昨天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表示，当前的混改名不副实，民企参与要小心。

　　保育钧认为，混改的本意应该是吸收民间资本打破垄断。但是现在被垄断势力改造为，我坐庄，你参加进来。这个就不对了，这进一步强化它的垄断地位，而不是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一次演讲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今天中国所有的改革里，国有企业改革是难度非常大的改革命题，几乎36年来在静态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事实上，国企改革要想跳出窠臼，除了市场开放，还要解决产权界定及保护的大问题。市场不开放，“弹簧门”和“玻璃门”广泛存在，国企就始终过不了利润关，仍只是擅长做大规模，擅长背靠权力支配更多的经济资源；产权保护不严，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有可能异化，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蛀虫”明火执仗，就是入股的民营资本说不上话，话说重了弄不好还有司法风险，于是民营资本被变相“国有化”。

　　在日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继续加大国企国资改革力度，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强强联合，优化资源配置，有效解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问题。这本来是一句很常规的表述，但却被媒体纷纷摆上头条。在国企反腐的新态势下，人们希望国企国资的改革，能够明白自己究竟要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