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

　　虽然在今天的美国，对于商业成功，知识和技能的作用远远大于家族关系（《华尔街日报》的结论），“关系网”仍然是商业运作中的重要因素。只是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在美国商界，“关系”一般代表特殊的人才、资金和其他商业机会，而不是绕过法规的“捷径”或正常渠道无法获得的稀缺资源的“后门”。

　　校友关系

　　美国上层文化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色，便是校友关系，根源是同一所大学的历届本科毕业生对母校的强烈归属感和忠诚，终生不渝。这一关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蓝血”世家主导的“贵族政治”时代，大部分世家子弟都在东北部的常春藤盟校以及所谓“小常春藤”的老牌私立大学接受教育。这一校友关系还可以延展到贵族中学母校，和大学中的秘密会社社友（耶鲁大学的骷髅会是个突出例子）。虽然美国大学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民主化和平民化，贵族教育时代的“母校情结”却被普遍发扬，延伸到整个高教育群体。美国大学体育运动的庞大规模和全国联赛造成的社会关注和疯狂，就是这种母校认同的例证。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最近数十年来，随着离婚率的高涨，美国的家族家庭纽带普遍淡化，近半数成人一生会有不止一个配偶，逢场作戏的“露水夫妻”更是难以计算。由此导致家常便饭的继父母和继兄弟姐妹关系，无论如何比不上血亲关系深厚。即便是那些高学历人士，一生同床共枕的对象或许难以遍数，配偶更可以离婚再娶，但是大学母校却只有一个，形成了非常专一的“忠诚”对象，甚至超过父母（尤其是离异的父母）。对于传统亲情关系压倒一切的中国人士，这是需要深刻领会的美国社会特征和社会关系。

　　这种强烈母校情结的一大表现，便是成功人士回馈母校的大笔捐款。扣除为方便子女入学的“敲门砖”，校友捐款是美国常春藤名校天文数字校产基金的主要来源。例如麻省理工学院近年开张的全新综合癌症研究所，来自校友科克兄弟之一的一笔一亿美元的巨额捐款。更加重要的，是雄厚的校产基金使得常春藤名校极大地增加了对学生的资助。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校友John Kluge2007年允诺一次捐给母校4亿美元，不仅创造了校友捐款纪录，并规定这笔捐款将全数用于学生资助。

　　帮助后起的校友社会成功，“一荣俱荣”，是母校情结的重要表现，商业界和企业界极为常见。投行美林证券有“普林斯顿校友会”之称，而高盛集团充满哈佛和达特茅斯学院校友。几年前，《纽约时报》有份长篇报道，介绍一位“小常春藤”大学毕业生，在制定创业计划后，从捐款校友名单查起，终于从一位大牌校友那里获得可观的创始资金，成功创业。

　　是非常公开的资料，可以容易查询。

　　同事关系

　　也是重要的商业关系。特别是美国经济和企业结构变化加速，企业中“从一而终”的情况日益罕见，就业者频繁跳槽，既增加了同事关系的积累，也突出了同事关系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刚刚毕业，大部分高端职业求职成功，基本都有同事关系在发挥作用。创业和企业扩展时，旧日同事和上下级关系更是在寻求人才、机会和资金方面的重要社会资源。

　　eBay的前首席执行官、后来曾经担任共和党加州州长候选人的Meg Whitman，可以作为一个校友加同事关系的例子。Whitman是普林斯顿本科毕业加哈佛商学院的MBA。她从宝洁公司的品牌经理干起，以后多次跳槽，重要经历包括罗姆尼掌管的贝恩（Bain）资本公司和迪士尼公司的副总裁，以及占了近乎垄断地位的全球鲜花递送公司FTD的首席执行官。1998年，Whitman受聘为当时只有19名员工的eBay公司CEO，在短短10年之内，将其扩建为15000多名职工、年度收入达8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网络拍卖行。

　　Whitman崛起商海，固然大部在于本身能力，但是名牌学位和因之形成的高层校友人脉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例如Whitman进入贝恩资本公司并且升到资深副总裁，与公司元老罗姆尼是哈佛商学院校友直接有关。而贝恩公司的人脉，又为她在eBay发展时筹集投资有很大的帮助。她后来投桃报李，出任过罗姆尼竞选总统的财务主席。

　　与公开的校友关系对比，除了名人大牌，查询一般的旧同事关系相对麻烦一些。但是越来越多的社交网络资源，特别是LinkedIn网站，提供了丰富的查询工具。

　　亲属家庭关系

　　如前文所述，亲属家庭关系还是最基本的人类关系。需要注意的几点：

　　1. 相对于亚洲和中国（或者意大利等南欧国家），英语民族的亲情人情相对淡薄。

　　2. 美国家庭关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来的重大变化，广泛的离婚和家庭重组进一步降低了亲情作为生活关系的作用。

　　3. 如《华尔街日报》强调，“惟才原则”的实施，使得教育（校友关系）及才能（同事关系）成为商界运作的主要因素，而传统的家庭关系只是次属因素。

　　美国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家族公司，但是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在一般商界，明显的裙带关系为人不齿，甚至受到规章制度的明确限制。家族关系的作用一般比较间接和隐晦。

　　另外，在激烈的商海竞争中，特别是在高科技革命的大潮下，企业成功的关键日益在于人才和创新。家族传承在这方面有先天的弱势。华人王安创办的王安公司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家族继承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样的趋势下，美国成功生存的家族企业越来越少。科克兄弟的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是个少见的例外，这里继承老爹衣钵的科克两兄弟（Charles and David Koch）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表明了教育和才能的重要性。

　　族裔和地域关系

　　美国虽然号称是民族大熔炉，族裔差距和认同还是明显存在，也是一种有相当分量的社会关系。比较典型的是金融业中集聚的犹太人，和高科技领域的印度人、华人和俄罗斯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一般不能公开讨论。

　　在白人主流人口中，地域关系也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低教育白人中，南北之间，或沿海对内陆之间，有很大的文化和价值差距，和相应的趋同现象。但是这在高教育圈子里不很明显，尤其是与校友关系对比。克林顿夫妇一个来自南部穷困家庭，另一出身北部殷实世家，便是例证。

　　政商“旋转门”

　　“出官入商”、“亦政亦商”的所谓“旋转门（revolving door）”，是美国政界的不成文规律或曰潜规则。一般而言，尚在台上和现任的官员还是比较谨慎，但是也会为了选票利益来拉商业关系。一旦下台和离任后，虽然有时有最低“避嫌”时间限制，大致说得上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特别华尔街是年轻政客暂时挂冠去“揾钱”的热门场所，奥巴马首任白宫大主管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可以作为例子。在为其他若干民主党政客竞选工作后，伊曼纽尔出任克林顿首次竞选总统的财务主管，顺势加入克林顿政府，成为总统政策策略高级顾问。1998年辞职，虽然一无商务教育训练，二来从无商界经验，却顺利进入华尔街主要投行，并且迅速上升到主管，不出三四年，挣出了1600万美元家底，再重新从政。目前是奥巴马“根据地”芝加哥市市长。

　　另一例子一个是奥巴马政府首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的奥尔扎格（Peter Orszag）。这是直接制定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要职。奥尔扎格出身于美国最出名的私立贵族中学之一Phillips Exeter学院，以最高一档成绩（summa）毕业于常春藤普林斯顿大学本科，获得去欧洲深造的马歇尔奖学金，最后得到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2010年辞去奥巴马政府职务后，进入花旗银行集团（Citigroup），担任副总裁和其他要职。

　　老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后来小布什的副总统切尼，在民主党克林顿政府期间，进入有许多国防合同的Halliburton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切尼个人的数千亿美元家产，便是在Halliburton公司老总任上赚下的。

　　最新的例子是众议院前共和党多数党领袖艾瑞克·康托尔（Eric Cantor）。2014年6月10日，康托尔大意失荆州，成为1899年最早设立这一职位以来，第一位连任败于初选的众议院在职多数党领袖。可是不出百日，9月2日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就宣布任命康托尔为副总裁。据《洛杉矶时报》，虽然“基本年薪”只有40万美元，康托尔2015年的最低奖金是120万美元现金，外加40万美元股权。

　　许多出名的大政客的去途，则是轻松担任大企业的董事。前国务卿赖斯是个例子，先后担任过Carnegie Corporation，Charles Schwab Corporation, Chevron Corporation, Hewlett Packard等大公司的董事。最早启用赖斯的老布什总统，下台后担任过Carlyle集团（美国最大的私募基金公司之一）的高级顾问。2003年10月，普京逮捕俄国尤科斯石油公司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一个触发点，便是月前老布什以Carlyle集团顾问身份访问莫斯科，和霍氏共宴。普京不得不紧急下手，防止尤科斯将大量股份出售给美国。

　　最后小结一下：除非是小打小闹，要在美国经商，社会关系确实是个重要因素。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知识型经济中，人才、技术、资金才是成功的关键，以此作出可行的商业计划和经营规划。社会关系的主要作用，便是以此去发掘这些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