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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IT“码农”也有用工荒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4-03-12  浏览次数:8
  月28日,在亲手写下最后一行代码后,35岁的女程序员冯爱荣关闭了她经营了四年的创业项目:一家软件外包公司。
 
  订单还在那里,但是人没了。
 
  过去的一年,冯为她的7名雇员中的5个加薪20%,另外两个加薪40%,但到国庆就走了4个,春节又走了3个,更糟的是,即便拿着更高些的薪水去招聘,也找不到人—这是一场完全不知对手来自何方的对决。离职的员工有些去了其他行业,有些去了其他城市,冯甚至听说有些去了国外。
 
  浙大网新估计,在中国,这个主要靠“卖人头”赚取人力成本差价的行业,近三年来年均人力成本上升达10%-15%,但人才仍远远供不应求。这看起来很像一度困扰中国城市家庭的“保姆荒”。区别只在于,媒体仍在报道40个家庭争夺8个保姆的新闻,但冯爱荣根本无从知晓自己在招聘网站上,和多少个“家庭”一起在争夺多少个“保姆”。
 
  在智联招聘CEO郭盛看来,这个春节可能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开始。一波比“保姆荒”更凶猛的“白领荒”正在来袭。他所在的公司刚刚发布了一项调查数据,认为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一成白领节后刚上班已经在办理离职和入职手续,而三成的白领则正在考虑更换自己的老板。
 
  “软件外包可能只是表现最严重的行业。高端白领的紧缺在金融和IT业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正在迅速蔓延到中端职位,以及其他脑力密集型行业。我所知道最糟糕的公司,甚至在年后发现座位空了一半。”郭说。
 
  调查机构万宝盛华去年中发布的一项调查也支持郭的观点。数据显示,面临“人才短缺”的中国企业达到35%,比上一年激增12%。这一数字在过去10年中始终保持在10%-20%左右,唯一一次例外是在2010年,达到过40%的高点,那一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民工荒”。
 
  两个年度的区别在于,当时企业最紧缺的人才是“生产作业操作工”,而今天最紧缺的选项变为“技术人才”。而在焦虑程度,也就是“人才短缺对客户服务能力产生的影响”一项,中国与中国香港远高于当年,压倒去年的冠军日本,并列第一—尽管从失业率,也就是找到人才的难度来看,前者本不应为此有如此程度的焦虑。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今年全国毕业生总数达727万,比去年增加28万人,但研究预计今年的大学生就业率,甚至可能不如号称“最难就业季”的去年,被称为“更难就业季”。
 
  于是,你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悖论:一群手握大把工作机会的雇主,在面对一群眼巴巴等待工作机会的新鲜人面前大哭,他们说:以往那些靠谱的,成群结队的好员工,他们究竟去了哪儿?
 
  全球化的择业
 
  26岁的张文超刚刚辞掉了一份年薪33万人民币的工作,因为这家公司出差总是喜欢选择廉价航空。
 
  张在看过一则电视新闻后,做出了不告而别的决定。在那则新闻里,由于起落架故障,某廉价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天津盘旋了3小时才降落。张文超想起自己所在的公司也经常使用类似的服务,因此,他决定从第二天起不去上班了。
 
  他说,“这并不直接意味着危险,但我认为这是对员工的不负责。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价值观。”他刚刚离开大学2年半,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一家公司制作手机APP,年薪是18万,第二份工作也就是刚辞掉的这份,年薪接近他母亲退休年薪的10倍。
 
  北京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天气,市政府发布了空气污染橙色预警,新闻里说这样的天气将持续一周。从张文超租住的居所,北京北四环一处居民小区的二楼望出去,1公里外的鸟巢体育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坦白说,你甚至无法看清楼下草地上的麻雀。
 
  张文超希望他的第三份工作远离这个空气恶劣的城市,至少是中国南方,他希望是在美国的湾区。他认为“把公司开在这样环境恶劣的地方也是对员工的不负责”。
 
  这并非一个非常过分的想象。张可以选择一家中国公司,并在美国工作。中国启动全球化进程的公司已经从2000年的5-6家,增长到今天的37家,这在全球范围内数一数二。
 
  但33岁的朱洁雅觉得,张文超最后最可能的选择,就是像自己这样,在全球范围内选择雇主,同时面对一种国际化的职业竞争。
 
  朱在5年前辞去了北京一家大型国企的工作,进入一家海外咨询公司的上海总部。她每年在中国工作8个月,在美国工作4个月。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收到一封来自世界各地的offer,工作地点有时是伦敦,有时是法兰克福,有时是班加罗尔。
 
  在朱看来,今天人们选择职业,无论是流动频率还是选择范围,都跟过去很不一样了。但这并非中国年轻人独有。她举例说,在她所在的公司,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男孩刚刚发现他不喜欢做咨询,去伦敦去做他的财经本行了。而一位巴西姑娘在春节前离职,选择在中国开始她的贸易生意。但这两个人过去和张文超一样,从未考虑在自己的国家之外工作。
 
  中国在这一竞争中占据主动。BBC上月援引一项汇丰银行的调查结果认为,中国超过德国和新加坡成为最佳工作目的地。但文章也表示,尽管2012年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外国人增至24万,较2007年增加17%,但其中很多是牺牲收入换取经验的外国年轻人。中国仍远非外国人现实中的就业首选。
 
  但多数中国企业在中端职位的薪酬待遇,并不具备全球性的吸引力。TowersWatson最近发布的亚太白领劳动力调查显示,就最高层职位而言,中国企业付出的平均薪酬已经达到全球顶尖水准,比香港高11%,达到印度的两倍。但在入门级职位,澳大利亚支付的薪酬,相当于中国同等职位薪酬的8-11倍。中国平均水平的职员薪资,只相当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一名清洁工。
 
  即便如此,根据伦敦朗伯德街研究所乔伊列娃的观点,中国的每单位产出劳动成本看起来仍被高估了10%-15%,结合快速上升的工资水平,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远高于生产率。例如,据《亚洲时报》,中国高级蓝领的工资,实际已不低于南欧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朱洁雅仍留在这里的唯一障碍,是签证问题。以美国为例,鉴于H1签证(一种针对高科技人才的长期签证)名额有限,因此大部分中国人赴美工作如不是移民,就仍多是B级签证的“两头飞”状态,很难真正“断舍离”。欧洲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而澳洲、新加坡或香港的吸引力很多时候并不如内地。
 
  很多人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技术移民。这并不令人惊讶。2012年获得美国H-1B工作签证的中国人为23787人,以20%的速度增加,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中国技术移民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但同期中国发放的类似签证为零。《2014国际人才蓝皮书》将此称为“人才赤字”。
 
  朱认为自己目前的状态,会令她每年损失3万美元左右的收入。她也许会在不久后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改变和被改变
 
  王青平暂时不需要考虑来自国境线外的竞争。他所在的行业是IT行业中细分的游戏行业,通常的员工流动率在30%甚至更高。他们通常去了同一个行业、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条街道上的竞争对手那里。
 
  作为完美时空员工关系部总监,王青平每天一睁眼就会觉得焦虑。他的工作包括但不仅限于举办普通员工与高管的例行“吐槽会”,为员工安排专业的心理测试,解决他们生活和家庭上的问题,设法在员工跳槽前了解他的想法并尽量避免,以及组织大型联谊活动,和欢快而热烈的圣诞派对和年会。他甚至还需要考虑是否像兄弟公司那样,为这家以宅男型技术人员的公司评选出一位“女神”。
 
  把熟悉的人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工作,或者叫“内推”,也已经在中端技术职位招聘中成为一门“显学”。新华社曾报道说,有工厂主愿意为招聘每一个工人付出200元人民币。但在中国声名鹊起的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以及一些主打“内推”的招聘网站,“内推”一位自己的朋友去公司应聘,可获得的现金奖励甚至超过这个数字的10倍。
 
  在不久前的一次人力资源人士内部聚会上,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某互联网巨头的招聘成本在每人4万元左右,即便如此,你还需要其他手段招徕人才—包括但不仅限于请客吃饭,主动披露公司短板,以及承诺苛刻条件等。不过该人士认为,在可以约到的前提下,“吃饭在很多时候很管用”。
 
  赫斯加洛(HorstA.Gallo)对记者说,仅仅在5-10年前,他和他所在的公司还只需要考虑“我付薪水你做事”,但现在,作为IBM大中华区副总裁及人力资源总监,他做出了非常多过去匪夷所思的改变。
 
  例如,现在的IBM允许员工在任何他们希望工作的地点工作—家里、旅途中乃至机场,再比如减少夜班福利(他们不喜欢加班)和搁置养老金计划(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代之以更多元化的选择,甚至,在工作时间严肃地组织一场务实的技术交流会,探讨如何帮助中国减少雾霾天气。
 
  IBM过去三年在中国拓展了数十个地方办公室,其中70%的员工参加工作不到10年,50%的员工不到两年。他们更讨厌被控制,寻求沟通、反馈和灵活性,希望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
 
  赫斯说,他还了解到北京、上海的员工更注重灵活性和事业,而成都白领更关注安全感和基础福利,其他地方也各有不同。接下来他需要设法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这项庞大的工程令他感到“非常焦虑”。
 
  竞争在高端职位上变得更加激烈。麦肯锡预测,中国未来需要75000名具有国际商务经验的企业领导者,但市场只能供给3000-5000人。仅仅在过去一年,公开面向全球招聘的中国城市就包括深圳、天津、长沙、武汉、济南、常州、昆明、义乌等,以及很多城市的区级单位,招聘人数从数十至上万不等,甚至还有江西和新疆,以一省之力来为此鼓与呼。
 
  作为一名老汽车人,以及北汽集团组织部兼人力资源部部长,高原觉得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企业和地方的常态。北京现代为不愿意离开底特律和都灵的汽车专家,专门在当地设立了研究院。在招聘海外高管时,高原甚至会帮助他们解决北京的空气污染,乃至孩子的上学问题。即便如此,也仍然有人离开。但高原认为这是必要的:“中国很多大型企业面临全球化,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同其他雇主竞争高端人才。”
 
  德国人魏兰德(rainerwieland)对这样的世界感到迷惑。他认识很多像张文超这样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加班加点地工作,几乎没有生活,渴望竞争,但是一有任何风吹草动,就毫不犹豫地选择跳槽。他们很急着“成功”。
 
  在北京奔驰负责员工培训的魏兰德,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2年,从未想过跳槽。他说,他培训过的很多中国蓝领,以及德国的年轻人,也都像他一样:满足于日常工作,结婚生子,每年旅行一次,然后在5-10年后获得晋升。
 
  对魏来说,中国的白领年轻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族群。他无法理解,但可以接受。他说,他过去的工厂在山谷里,四面环山,镇上只有6000人口。但现在北京他和2000万人一起生活。他已经习惯在北京的雾霾里晨跑。“我想,改变早在奔驰和我们走出那个小山沟时,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这到底是最好的年代,还是最坏的年代?魏兰德说,“我没法给出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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