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为讽刺的是，就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前一天，胡润创业板富豪榜刚刚出炉，其中家族企业与“富二代”出尽风头。在该富豪榜前10名中，有半数以上是以”家族“为单位现身，而在80后富豪榜单中，“富二代”也以占比60%的成绩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李锦记家族等多家单位合作完成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对于子女是否愿意接班这一问题，在3033家对此问题作出回应的家族企业中，48%的企业主对子女的意愿尚不清楚，33%的企业主的子女没有接班意愿，只有19%的企业主的子女有接班意愿。

　　这种现状，不得不让很多经济界人士对中国未来的财富传承产生担忧：中国式家族企业在未来得以延续的，究竟会是财富，是智慧，还是“富不过三代”的古训？

　　创业者亟待交棒

　　上述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在接受调研的国内3286家家族企业中，有84.7%的企业主为中年男性，平均年龄45.9岁，交接班传承已成当务之急。

　　记者从全国工商联得到的数据也显示，截至今年7月，国内2470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1431家是民营企业，占比高达57.94%，而其中家族企业的规模达到了711家，占据民企的半壁江山，其在中国民营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随着第一代创业者的年事渐高，企业领导权的移交已经不可避免。在这些上市的家族企业中，由“富一代”掌权的企业有645家，完成二代接班的仅66家，占比不到一成，可以看出，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交接班才刚刚起步。

　　而令人失望的是，数据显示，二代接管的家族企业经营业绩普遍不如一代掌权的企业。记者统计发现，完成接班的上市家族企业除了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有所上升之外，3年平均净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均低于一代创业者主导的企业。

　　面对并不乐观的“接班数据”，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提前培养接班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凌教授告诉记者，子女等“富二代”们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企业并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逐渐超越“兄弟关系”成为家族企业中最为显著的亲属关系。其中，最常见的做法是把家族中的准接班人带到企业，手把手地指点教育，让他们从少年时就有参加董事局会议的经历，从环境熏陶中耳濡目染获知企业经营运转的初步知识，同时也强化了他们作为企业接班人的潜意识。这种家族企业中的主要亲属关系变化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缩影。

　　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继承者都会对继承家族的事业产生兴趣。目前正就读于纽约大学金融数学专业的江月琪就是这样一个“富二代”。她的父亲是浙江一家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总裁，但她虽然会向父辈请教一些金融知识，却并不代表自己有接班的意向。

　　 “相比‘富二代’这个名字，我们更喜欢被称为‘商二代’。因为出生于企业家族并非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我们希望未来能掌握在自己手中。”江月琪告诉记者。在她的同学中，跟她有着类似身世与想法的“商二代”还有不少，他们普遍独立，充满个性，但对自己家庭的财富情况、家族企业的经营情况却并不非常了解。

　　面对这一思想独立的群体，一代企业家们可谓费尽心思。瑞银证券财富管理部总监郭丹圆对记者透露，瑞银每次接待欧洲的企业家族来华，都会安排本地企业家与对方吃饭交流，而本地企业家往往会带着自己的子女前来。他们非常希望借此说服儿女能像这些家族的后代一样继承家业，甚至有些父母把这作为“最后的晚餐”，如果儿女实在不愿意继承家业，就寻找机会把企业卖给国外投资人。

　　继承者不愿接班

　　也许对旁观者来说，面对与生俱来的庞大家业与巨额财富却不愿继承，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富二代”们看来，旁人眼中的“幸运”，对他们来说反而更像是负担。

　　 “因为家族的财富，让我们背上了‘富二代’的标签。然而社会对这个称呼的负面印象远远多于正面，挥霍浪费、寻衅滋事等似乎成了‘富二代’们的特征。但这对大多数被称为‘富二代’的人而言并不真实。他们可能要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来让大家认可，以改掉大家的偏见。”江月琪告诉记者。

　　而刚刚留学回国的刘奕谦也表示有同感：“父辈的成绩是他们的，我更想证明自己能做什么。”作为福建一家餐饮连锁企业总裁的独子，面对来自家族内与日俱增的继承压力，他更想将自己留学所学的管理经验运用到其他的行业中。

　　在上海威圣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游智尧看来，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对他们(富二代)来说，想回家族企业工作，任何时候都可以，但先在家族企业工作再进入社会可能就会比较难，会遇到很多偏见。”

　　事实上，游智尧也是一位台湾曾经的“富二代”。在游智尧创业之前，他在家族企业干过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父亲早年在台湾做房地产生意，来到内地后在江苏扬州改行做起了食品。因为家族企业的需要，游智尧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来到内地。

　　游智尧表示，刚开始他以自己的专业所长帮助家族企业的产品做包装设计，但后来，父亲建议他“生意人应该去做销售”。然而做设计与做销售在他看来完全是两个概念，游智尧多少有些不乐意，但他还是选择了开始新的尝试。尽管如此，游智尧发现只要在家族企业上班，就难免和父亲之间有所摩擦。最终，因为不适应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游智尧选择了单干。

　　“当时，连司机和业务经理都没有一个人愿意跟着我走。”游智尧回忆道，他只能只身一人来到没有任何市场基础的大上海开拓业务。去大小卖场谈判、采购等都亲自跑，而“富二代”的身份，在缺乏家族支持的时候，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压力和偏见。

　　这样的过程持续了8年之后，他终于开始有了自己的设计公司。如今，游智尧又注册了香港威圣展会服务有限公司，专注于台商来内地参展的服务工作，逐渐脱下了“富二代”的标签。

　　在郭丹圆看来，这种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事实上，在国外不接班的富豪子女反而是多数。对很多成功上市的企业来说，除非子女非常优秀有足够能力担任管理者，否则家族拿着股权，每年分享着利润，而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这样的企业反而能够越做越大，也最能规避家族企业中存在的种种弊病。

　　但由于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真正形成，家族企业无法真正放心将企业交给经理人团队。如果自己的后代不接班，家族企业该如何传承？这一问题值得关注。

　　不爱实业爱金融

　　事实上，被“家族企业如何传承”这一问题所困扰的企业家已经越来越多。

　　以温州为例，这一块中国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同时也成了实体经济传承的“盐碱地”。温州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告诉记者，目前温州已经不大有人愿意做实业了。金融危机期间停产企业大部分没有恢复正常生产，温州的产业“空心化”已经非常严重。而这也对当地企业家的子女们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

　　“利润薄得像刀片，压力重得如泰山。”这是温州众多生产制造类民营企业的后代不时发出的感慨。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由于温州乃至整个浙江都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在当地民营企业创业历程中，“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不以利小而不为”已经成了浙商的“显著标签”。然而在新一代民营企业接班人眼里，这些传统的烙印已经像是几句口号。他们更多的受到国外留学氛围的熏陶，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是所谓“华尔街精神”的冲击，不愿意再像前辈一样步履维艰。因此，压在他们肩上的，不但有是否接班、能否接班的压力，还有必须要承担起企业生死存亡的重担，这无疑显得相当沉重。

　　而就在这些民营企业后代迷茫的时候，以小搏大的资本运营方式逐渐成为了他们青睐的对象。对他们来说，“企业做产品是一分一分地赚，做品牌是一毛一毛地赚，而进行资本经营是一元一元地赚。”因此，“富二代”中的相当一部分都不愿意再接手父辈们留下来的远离一线核心城市的制造类企业，而热衷于留在“北上广”搞他们自己的资本运作与金融投资。

　　 浙江慈溪一家化纤企业负责人就告诉记者，他儿子从加拿大学习商科留学归来后，已经在自己的企业上班近3年，但其儿子却始终热衷于资本运作，而从未进过一次厂房，还经常抱怨自己和手下的员工老土，不屑与其打交道。

　　记者了解到，在福建、浙江等地，取笑父辈们做生意的辛苦甚至已经成为“富二代”圈内的时尚，而这种风气反而令许多子承父业的继承者们也开始有所动摇，开始在实业领域嫁接资本的翅膀，意欲令企业一飞冲天。

　　这样的情况有多严重？记者了解到，仅福建晋江一县，上市公司就已达到27家，列全国县级单位前茅。在当地，“做上市”而不是“做企业”，已成为不少民企二代的普遍想法。这让晋江市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林永红十分担忧。林永红认为，如果企业不能靠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而是都来搞资本运作，其实只是将财富从一个口袋转到了另一个口袋，对全社会来说没有太多建设性。

　　企业传承何“去”何“留”

　　“难道所有的企业后代都应该跟父辈们从事一样的产业才算是企业传承吗？”面对社会对“富二代接棒”的舆论压力，浙江锦港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丽含对记者反问道。

　　“事实上，有很多家族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留存了很多问题，如家长就是负责人，企业一家独大，因此很难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在我们公司，为了企业发展跟父亲拍着桌子大吵是常有的事情。父亲喜欢买设备盖厂房，而我更偏向于保证流动资金的充裕。这些矛盾不但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生，还直接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周丽含无奈地表示。

　　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裁姜汝祥告诉记者，上述现象在长三角地区并不少见。在当地企业主眼中，企业传承与升级转型往往锁定在某个行业，比如做打火机的企业还希望继续做打火机。这种纵向性发展，不要说什么核心技术了，大半都是过时的低科技，反而更加缺乏传承下去的实力与动力。因此企业考虑传承时该认清的是什么该“去”，什么该“留”。

　　“事实上，在很多一代企业家创业之时，也没有预知自己能在哪个行业落脚。相反都是试过数种不同生意，中间有失败的，有不够成功的，上下求索，多番努力最后才落脚在现在的行业。而企业家后代想要找到家族企业新的活力，也必然要经历一番探索。”广东奥飞动漫(002292)文化公司副总裁蔡立东对记者表示，如今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奥飞动漫，其创办人蔡东青就是由玩具厂起家，企业经三度大变才成为动漫企业。

　　对此，陈凌教授也认为，并非“照单全收”才是企业传承的唯一出路。

　　在他看来，中国的“富一代”就是创一代，这是“富一代”留给二代们最为宝贵的经验。相反，“富二代”们由于没有品尝过艰苦创业的痛苦和艰难，加上对自己所学知识过于自信，因此，在接过基业以后，大多喜欢将基业转向于房地产、地方金融等虚拟产业、暴利行业。这种做法确实比父辈们的效率高得多。但从企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方面来看，这种做法却要远差于父辈过去从事的实体产业。

　　在姜汝祥看来，如果“富二代”们能够在让家族制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成功转型的过程中，继承父辈的创业精神，像父辈们那样充满危机意识，就不会让父辈的基业在自己手中逊色，那么流传至今的“富不过三代”的古训，也许就不会在如今的“富二代”身上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