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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10）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11）（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12）晋不可启，寇不可玩（13）。一之谓甚，其可再乎（14）？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15）”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16）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17）。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18）；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19），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20）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21）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22）公曰：“吾享祀丰絜。

——也正因为这样，某些以往被压抑或忽视的潜在，如今就有可能在“对着讲”的语境下，被重新赋予了思想的力量和生机，从而，某些曾经为先哲“短板”的外缘观念，如今也有可能在“对着讲”的激发下，而以“正中下怀”或“早该如此”的惊喜口气，被从自身的精神历程中接引出来。（刘东：《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自由与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21页）当然话又要说回来。——即使我愿意相信肯定是符合儒学的价值、立场和逻辑的，但我仍然不愿意说，那就俨然已是儒家思想的最后指归了。而我的理由仍然在于，如此天真、独断而短视的说法，又是在暗中皈依了“无限的理性”，从而就又像当年的宋明理学一样，还是把一种现行的制度。

刘向则认为是周代的“诰誓号令”文献集。但自唐以来，学者多怀疑《逸周书》非古人原本，成书时间约在战国、秦汉間。其中有些史料，如世浮、克殷、商誓篇的文字体例当属西周初，其中所载社会情形与习尚，亦多与甲骨卜辞和古金文所载相合，当属周初。《逸周书》中的篇题，有的是后人作作注解时增加的，如书中的第一篇“度训解第一”的“解”字，就是晋代的孔晁作注时加上去的，这是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的。《春秋》是周末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0）间242年的历史。因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整理。所以成为儒家的“五经”之一。《春秋》是我国史书中编年体之祖。后世如荀悦的《汉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刘恕《通鉴外纪》、毕沅《续资治通鉴》、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十多种史书等皆仿此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