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有政治色彩的活动的前夕，正是那些最令人讨厌的“业内人士”活跃的时候。这类活动包括全球性的大型经济政治活动，国内换届选举或者具有标志性的政治会议以及一些特殊的庆典。业内人士总会煞有介事地出来说，“××会让股市涨一阵的。”

    而实际情况是，在牛市中，这些活动和会议召开的时候股市的确会上涨，而在市场不怎么样的时候，再大的事也挡不住股市下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期间，那是股市下跌最厉害的阶段。市场根本不理会这个运动会对中国的决策者和那些趋炎附势的业内人士的声誉有多重要。

    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从逻辑上破解，那就是如果决策层有能力让市场怎样市场就怎样，那就应该永远让市场涨上去，因为这样做对谁都有好处。如果可以这样，中国的一切问题也就都不存在了。

    从这可以推导出一个推论，那些说政府让怎样我们就怎样就可以获得好的投资收益的预言家，是那些无聊业内人士的另一种形式。

    这是因为“政府要怎样我们就怎样”论者同样认为，决策者的权力影响要超过经济规律。而这种权力超越了现实，就像我们前边所说的—根本不存在。持这种论调的投资者干脆去朝鲜投资吧，在那里政府的权力最大了，他们的投资理论在那儿会获得更好的投资收益。但是看看那些投资朝鲜的韩国投资者的情况，那是个很好的反证。

    那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呢？

    《东汉演义》里记载过一个人，被刘秀派到王莽统治区去搞间谍活动，他是怎么开展工作的？他首先去了妓院，然后在里边挑出最难看的妓女，给她们钱，让她们从同伴那里打听消息。很快这个人的情报网就建立起来了。这个故事对于我来说是很励志的。首先，人长得难看而且干上最不适合的工作也还是有赚钱的机会；其次，这也许才是投资之道—没人要的东西可能很有价值。

    我曾经接触过一位真正的投资大佬，他只喜欢做一级市场。为什么不在二级市场进行投资？他的回答是交易对手太多了。交易对手多会让股票有更高的溢价，买入被高溢价会影响投资者最终的收益。把这种看法推到极致，那么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应该是每天拿过市场交易的报单，从上面找出最没人买卖的股票。它们就是那些溢价最低的投资品。

    的确投资者买那些没人愿意买的股票，有可能获得超级收益，但是，总的来说那些没人买的股票也可能是最危险的投资品，比如这些没人要的公司更可能遇到倒闭的命运。

    20世纪最著名的投资家约翰·邓普顿爵士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他在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的消息发出后，就要他的股票经纪人花掉1万美元，买入纽约市场上所有股票价格在1美元以下的股票。这对于一个价值投资者来说是非常离谱的事，因为邓普顿在做这个交易的时候有很多买入的股票连名字还不知道。但是，据邓普顿自己说4年以后，他的投资收益达到了4倍，这比当时道琼斯指数的收益高了很多。

    其实二战开始后的几年，美国市场的指数一直在下跌，到1944年盟军成功在诺曼度登陆，道琼斯指数才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而更重要的是，邓普顿买入的那些便宜而且无人问津的股票有很多在其持有期间破产了。当然，投资者最好不要买到那些濒临破产的公司，在很多情况下这类公司的清偿价值已经是零，还是寻找那些没人买而且能一直良好运行的公司吧。

    这种工作在某些时间段并不困难，障碍往往来自于投资者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