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讨论余额宝的监管，我们必须弄明白两点：余额宝有利于社会的金融创新吗？这个创新的风险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理性监管的基础。

　　金融业的“鲶鱼”

　　笔者在前两篇文章中对余额宝是否是有利于社会的金融创新，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平均余额7000元、最低1元的客户得到了在基金和银行都从未得到过的福利，是普惠金融的生动例子；余额宝推动了金融自由化改革。

　　世界上最赚钱的三甲银行都在中国。2012年中国有104家银行进入世界前1000强，却占利润总量的29%。为什么准备金率那么高的银行还那么赚钱？因为融资成本太低了。银行可以靠存贷差轻松地垒大户，而不寻求金融创新。但余额宝出现后的短短半年多时间，各大银行都争先推出类似的揽存工具。

　　银行本可以更早做这些努力，但正如多位银行高管对笔者坦承，除非不得已，没有人愿意革自己的命。余额宝是金融业的鲶鱼，它必定不会诞生于大银行或大基金，因为它不是既得利益者。

　　关于余额宝的风险，笔者认为，中国的货币基金自2004年诞生以来，一直受证监会的监管，而余额宝作为货币基金只能投资于最优质机构发放的短期债券或银行短期存款，这决定了余额宝的损失风险是非常低的。这与P2P、众筹等新兴的金融工具有非常大的不同。

　　因此，很多对余额宝的讨论集中在其流动性风险上。但流动性风险往往取决于损失风险，由于货币基金的损失风险很低，其流动性风险也就很低。

　　此外，多被诟病的“T+0”赎回机制，并非互联网金融的初创，而是学习了美国的货币基金。2008年金融危机时，由于雷曼兄弟最优质债券的违约带来了对货币基金的担忧，出现了短暂的赎回趋势，但这个趋势在政府宣布对本金担保后即停止。

　　这个例子说明，流动性风险不会无缘无故发生，货币基金的赎回风险发生在损失风险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作为货币基金确实有风险的证据，或者倒过来理解为，对任何金融工具的监管都是收益和风险的权衡。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曾经广泛讨论货币基金是否需要资本金，最后的结论是倾向于不需要。

　　另一个常常被提到的风险是移动和第三方支付。和损失与流动性风险不同，支付风险和经济与市场周期关系不大；再加上相对金额不大，支付风险是相对稳定也是可以被监测的。应该继续完善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而不是因噎废食。

　　余额宝的监管空间

　　基于前面的讨论，笔者认为对余额宝的监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是对流动性风险的监管。可以像美国一样逐渐加强对投资标的风险和流动性的要求。现在中国货币基金的平均到期期限上限为180天，而美国为60天；货币基金每个季度申报一次，并不需要透露具体的投资标的；而美国是每个月申报一次，并且需要透露具体的投资标的；中国个别债券的投资比例不高于10%，美国是5%。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监管空间。央行还可以使用Basel III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包括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通过压力测试来监管。总之，货币基金最主要的风险是和损失风险相结合的流动性风险，可以通过流动性指标、投资标的期限、信息披露、标的分散等办法来监管；至于是否“T+0”还是“T+1”则可能并非关键。

　　第二是对直接融资的推动。货币基金流向银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优质短期债券市场的规模有限。有人把货币基金在银行的投放当作监管套利的证据。其实，货币基金不是银行，其监管主要是通过投资标的的限制而非准备金来执行；无论把钱放在债券或银行都不改变这个本质。如果觉得融资成本高，银行完全可以选择不接受货币基金。现在选择并且不罚息，说明银行可以接受，也说明银行揽存成本太低。

　　有人建议对余额宝在银行的同业存款征收准备金，并认为这样会降低余额宝的收益。这个建议恐怕既不最适合于基金，也不现实。按统一监管的原则，如果所有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同业存款都需要准备金的话，可能会推高银行的融资成本。这个成本到底会由存款者还是银行来承担还不清楚。

　　如果政策的目的之一是推动直接融资及货币基金和银行体系的分离，再综合考虑中国现阶段直接融资渠道的缺乏以及银行对资金的实际需求，可以考虑在推动短期融资融市场的发展的同时，逐渐降低货币基金在银行的投资比例。

　　第三是企业的自律和对监管的主动参与。为了降低风险和市场对风险的担忧，天弘基金和阿里巴巴都有责任主动与市场和监管当局沟通，提高和主动披露投资的专业度和风险控制；支付宝也可以考虑对接不同的货币基金，降低对单个货币基金的依赖度，成为一个支付和货币基金的平台。另外，互联网金融协会也可以充当企业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纽带，通过行业规范和自律来降低信息不对称，也就降低了对监管的需求。

　　好的创新需要好的监管政策才能开花结果。监管永远是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平衡；金融创新的本质不同，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取舍就会不同，需要的监管也不同。